台灣婦女運動與女性參政的相輔相成 黃長玲：去撼動父權體制的頑強

記者 高子涵／採訪報導

2016年，台灣誕生華人世界第一位女性總統蔡英文，推翻中華民族以往男人治國的政治樣貌，創造新的篇章。回首過往，台灣女性參政的種種歷程，與婦女運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人們往往把女性放在受害者的位置而忘記女性的能動性，但當「女力」團結，卻能對社會形成關鍵性的撼動與影響。

台大政治系教授黃長玲於本月20日應世新新聞所的邀請，以婦女運動與婦女參政為題和同學分享女性參政的歷史脈絡與探討。「當你推開一扇門發現還有另一扇門，當你爬過山頭發現等待你的不是康莊大道，而是另一座山頭，女性的參政權益一直以來都是如此，並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迎來理想的改變。」門內有門，山外有山是黃長玲對婦女運動的見解。

女性能投票卻不能成為被選舉人；能參加空軍卻不能開飛機；能當民意代表卻不能成為公務人員，許多在今日看來荒誕的規定，有時候並不離我們那麼遠。「你們要珍惜手中的選票，尤其是女生們」，黃長玲說，女性在公共領域的意志表達不僅僅是前人努力換來的成果，也是我們要繼續延伸的意志。

黃長玲指出，「自由，平等，博愛」是法國大革命的精神代表，但是博愛的翻譯很值得著墨，在法文的原文中，這個詞是兄弟之愛的意思。1944年之前，法國女性在各個級別都被剝奪了選舉權，女性可以從1945年開始投票，但前提是要有識字能力，而在1965年才取消了對女性參政的限制。在主張人生而平等的美國，女權運動者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爭取長達70多年，才在1920年獲得投票權。「即便是民主的國家，女性的參政權益都不是在一朝一夕間獲得的。」黃長玲說。

黃長玲也指出，1996年12月1日民進黨內部通過《婦女參政四分之一保障條款》，翻開了台灣女性政治參與新的一頁，背後的推手彭婉如卻在當天遲遲沒有在全代會上現身，等到黨內同志發現時，彭婉如已經遇害，該案至今仍找不到兇手。台灣女性的參政權益，可以說是前人的血淚爭取而來的，而今，我們仍然在努力的道路上前進。

台灣女性的參政比例跟韓國與日本相比雖然已經高出許多，但在女性參政的過程中，還是會面臨許多困難，例如近期剛爆出的Deepfake案件，女性政治人物所面臨的性羞辱等，這些課題可說是當今台灣社會必須共同去解決的困境。

關於台灣女性參政的現況，黃長玲提到女性政治人物是否替女性代言、推出的政策是否有替女性爭取利益都是重要參考指標。台灣與日本、韓國相較，國會中42％的女性比例明顯超前，但是地方議會並不是如此。────台灣基層(鄉鎮)議會當中「零女性議會」比例有8％，但反觀韓國，沒有一個議會是零女性。以台灣婦女保障名額的規定來看，每一個選區滿四個人就要有一個女性，可是當一個議會裡只有三個候選人，就不會牽涉使用到婦女保障名額，形成零女性議會的情況，而這跟政治人物的動員能力、性別議題的城鄉差距等都有關係。

黃長玲也提醒同學，婦女運動的核心價值與體制的改變是互為因果的，女性的權利透過運動的不斷爭取以及普世價值的改變，進而影響到體制的革新，例如《性別工作平等法》前後花了婦女基金會12年的時間，而其中前立委尤美女是很重要的推手，她也是台灣同婚法案通過過程中的提倡人士，被許多同志視為戰將。婦女運動前輩的奮鬥、世代延續的持續努力，都是改變體制的重要關鍵。

鄧如雯事件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彭婉如事件通過《性侵害防制法》；「玫瑰少年」葉永鋕之死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一樁樁社會事件所凝結而成的爆發力，才逐一建構出性別平等的法治框架，若少了女性運動的努力，很難想像現今的台灣社會是否還能順利的擁抱民主自由的空氣。但儘管目前達到一定的成果，「父權體制的頑強，要去撼動它是非常困難的」，黃長玲說道，台灣女性的政治參與還有需要進步的地方，除了前人打拼下來的碩果，未來要如何前行也是台灣社會的一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