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用槍時機 生命安全與執法過當的界線
記者 顏苡恬、莊舒亦、陳綜諒／採訪報導
2020年5月25日美國發生喬治·帕里·佛洛伊德命案，員警執法的問題再度引發關注。警察在面對不可預期的暴力威脅，甚至危及個人性命安全的狀況下，必須在短時間內做出決定，承受之壓力不可小覷。然以台灣和美國為例，受到司法、文化背景、社會等因素影響，對於員警執勤時槍枝使用的態度即有所不同，法律規範亦存在差異。如何有效執法同時避免過當，乃政府與民眾必須共同關心的議題。
警械條例 明確規範
警察被譽為「人民保母」，然而台灣近年因執法規範而導致警員傷亡的案件卻時有所聞。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主任章光明解釋，台灣員警受到《警械使用條例》規範，對用槍時機有明確限制，其中提到，當員警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裝備遭受威脅時，才可行使警察職權使用槍械。
然而，員警實際面對緊急情況時需要顧慮的遠不止於此。章光明認為，台灣在警械使用條例的規範下，員警使用槍械的限制較美國嚴苛。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主任許福生說明，在警械使用條例下還存在比例原則，員警需判斷是否有急迫性，並且在多種手段皆可達目的的情況下，選擇侵害最小的手段，在此原則下，若開槍是唯一可達目的的手段，員警才可合理使用槍械。
判斷依據 比例原則
關於比例原則中急迫性的判斷，許福生舉例，先前曾有嫌犯被懷疑意圖開車衝撞員警，因此員警對其開槍，導致嫌犯因失血過多而亡，不過，事後調閱監視器畫面，證實嫌犯開車角度不會衝撞到員警。事後法院裁定，此事件符合警械使用條例的開槍時機，但不符合急迫性，因此法院最終判決員警有過失致死的責任。
此外，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暨警察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劉嘉發表示，比例原則中提及，在非緊迫情況時，不得傷害嫌犯的致命部位，例如頭部及心臟。他也補充，員警須觀察現場人車及建築物密集程度，若在鬧區不宜使用槍械，以免造成民眾的生命財產受到損害。但若嫌犯持有武器，需衡量該武器是否具有致命性，方可採取適當行動。
員警值勤時，往往身處千鈞一髮之際，較難落實比例原則。關於員警用槍是否符合比例原則，章光明透露，法院在判決時會參考判例，利用曾經的判決，作為日後審判的標準。不過，由於判例法無法作為每次審判的依據，仍需依據個案進行判斷，因此政府決定著手修法。
檢討勤務 降低誤傷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查員王冠鈞提供書面資料說明，警械使用條例在2022年10月19日修正公告，針對警察在槍械使用時，給予更多彈性空間，並且若造成第三方生命財產損害時，得申請國家賠償。許福生補充，警械使用條例修法後，內政部增設警械使用調查小組，針對使用警械致人傷亡之事件，內政部會召集相關專家進行調查，確認是否符合警械使用條例的規範。
近年來，台灣員警對於是否使用槍械的時機爭議不斷，執法過當與員警生命安全僅一線之隔。許福生認為，未來員警勤務應該視其職務特性衡量是否配戴槍械，一般勤務可檢討改以非致命武器為主，例如辣椒水、警棍及電擊器等，既能維護員警自身安全，也可降低執法過當時的傷害，除非員警需要進行圍捕行動再攜帶槍械，應可大幅降低員警執勤時誤傷民眾的機率，減少員警用槍的爭議性。
情境模擬實況 定期考核訓練
為確保員警用槍的正確性並維護員警，除了立法規範，文山分局教官曾文祥分享，每位員警一個月會集中訓練用槍至少二小時，且每半年會進行考核，以確認員警符合專業的配槍條件。針對緊急狀況，曾文祥指出，警方會邀請專家學者講授因應時事的課程，希望員警可以藉由時事學習如何應變，並配合情境模擬設備的實境投影訓練，讓員警們能在緊急情況下做出最合適的反應。
根據警械使用條例，劉嘉發說明，員警在使用槍械前須確實表明警察身份，並命令追捕對象高舉雙手。如非緊急情況，則需注意不可射擊其致命部位，並避免傷及無辜。他補充，若員警未射擊致命部位仍造成死亡，可依刑法上的容許風險免除其責任，免除員警在自保時有所顧慮。
此外，劉嘉發舉例，今年於桃園超商發生男子因買不到雞胸肉而情緒失控、怒砸店內商品事件，該男子當下經警方制止後已停止行為，卻仍遭一名員警用警棍連打12下，而該員警事後也因執法過當遭到處分。劉嘉發提醒，員警在執法時，需視犯罪人當下行為，決定是否採取行動制止其行為。
針對員警用槍後的規範，許福生提到，除員警需進行報告外，負責的機關也需著手調查，若爭議過大甚至可能牽涉司法訴訟。而員警在用槍後若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也會安排心理諮商輔導。另外，若員警在開槍後，導致犯人傷亡亦或是財產損失，無論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國家或地方政府都須依照判定，進行賠償及補償。
文化差異大 執法標準不一
「員警執法是否過當，全世界標準都可能不同。」章光明表示，政府權力與人民權利之間的界線，會隨時空改變。1949年至1991年為台灣動員戡亂時期。他提到，以前威權時代，員警代表政府的權力，人民沒有權利反抗。不過，威權時代結束後，民主意識抬頭，相對的，員警的權力也會隨著民主意識高漲逐漸受到約束。
美國公民可以合法擁有槍枝，章光明解釋，歷史上，美國是移民社會，槍枝可幫助他們開墾及爭奪資源；政治方面，屬多元主義，成立許多非營利民權團體，其中，全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為考慮軍工複合體的利益，反對槍枝管制。章光明表示，美國每年都會發生槍擊事件，不過槍枝管制政策一直都因上述團體遊說因素而無法通過，也因此，美國員警用槍和台灣有明顯的差距。
除了台灣和美國之間的員警用槍標準不同，許福生提到，英國警方為了秉持不以暴制暴的原則，員警基本不配槍。當員警身上未攜帶致命性武器時，嫌犯相對較不會致警察於死地。相反的，他也解釋，由於美國人民有合法用槍權，為避免付出慘痛代價，美國社會對員警用槍標準相對較寬鬆。
另外，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也反映在社會治安上。章光明舉例，美國文化強調「個人主義」，重視提高個人權利。而台灣則受中華文化的「集體主義」影響較深，比起法律的「外在約束」，更強調社會的「內在約束」。他解釋，從犯罪學角度來看，社會控制力遠大於法律約束力，這也是台灣治安較美國穩定的關鍵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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