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冕王」曾走過的路 資深記者謝三泰的攝影談
記者 李思琪／採訪報導
「喀擦！」伴隨著科技的進步，拍照可以說是當今世代最不費力的事了，不再受限於底片容量及精密的相機設備，也不需要在昏天黑地的暗房調藥水、洗底片。身處人手一機、處處有監視器的年代，許多新聞報導也多將監視器、行車紀錄器的畫面作為新聞照片，社會上開始出現「高品質的新聞照片有需要存在嗎？」等質疑聲。
然而，有一個人卻不認同這樣的風氣與觀點。投身新聞攝影工作多年，曾任職於自立報系、黑白新聞周刊、新台灣周刊、勁報等媒體，他，是台灣資深記者謝三泰。
謝三泰出生於1958年的澎湖馬公，從小與海為鄰的他就讀的是台灣省立澎湖高級水產職業學校（現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輪機科，有些不切實際地夢想著之後能藉由上船而環遊世界。轉眼間到了要服兵役的年紀，謝三泰揣著興奮又不安的心情，離開了生長20年的土地，踏上了台灣本島當兵。
當時沒有明確志向的他，因為覺得自己服完兵役後會回到澎湖，於是決定努力存錢買一台相機，利用自己放假時間去遊遍台灣，「澎湖沒有火車、澎湖沒有山脈、澎湖沒有河川，就想利用放假的時間拍拍這些東西。」而就是因為這次的拍照，開啟他往後截然不同的人生。
作家楊逵的一句話 謝三泰開始用相機記錄台灣歷史
「對台灣不了解啊，甚至對自己的故鄉也不了解，所以我開始慢慢地想探究這部分的歷史。」在拍台灣的山河、古蹟時，謝三泰逐漸對這片土地產生了好奇和疑問，恰巧當時有一個出版社出版了台灣日治時代的文學，他開始透過文學了解台灣過去，也慢慢地對台灣史產生了興趣，大量閱讀台灣史相關的書籍。
謝三泰回憶起當時對他影響很深的一本書，書名已然忘卻，只記得是楊逵的書，但就是前言的那麼一句話，讓他開始了報導攝影這條路，「楊逵說，自己是用文學寫台灣的歷史，當時我就想，乾脆我就用相機來拍拍台灣的現狀。」
謝三泰辭掉當時相對優渥的工作，決定邊開計程車、邊從事他所喜歡的攝影，「因為太迷戀影像了。」他笑道，為了滿足自己對人文素材的渴求，他開始到處收集有關報導攝影的書籍，尋找國內外的報導攝影作品，希望自己也能朝著相同的方向邁進，並做了一些《人間雜誌》的特約專題攝影。
報禁開放 謝三泰如願以償成為攝影記者
正是這樣一份對攝影單純的熱愛，當得知1987年解嚴後，報禁也於隔年同步開放，報社正需要大量的記者去擴充版面。在朋友的鼓勵下，謝三泰計程車也不開了，毅然決然的帶著自己的小皮箱和相機包，從高雄到了台北，全身心投入攝影。
謝三泰表示，當時因為各家報社忙著擴增版面、找尋記者人力，對攝影的要求並不高，只要有點關係、會拍點照片，就能進入媒體工作，「剛好搭上了解嚴這班車啦！」他謙虛的說。
「我第一份工作就是自立晚報。」因認為自己的優勢是長期關注台灣議題，也會從在野的角度、人民的角度產製新聞，謝三泰選擇加入當時相對公開、公正、開放，與他氣味相投的《自立晚報》。謝三泰形容自己進到《自立晚報》後的狀態是「如魚得水」，每天不斷地拿著相機衝向街頭，參與了當時大大小小的街頭抗爭，從環保拍到了學運、拍完原住民正名運動接著拍聲援雛妓，再繼續拍520農民運動、國民大會全面改選。「我大多都跑政治線。」他回憶起自己那時整日泡在街頭拍照的時光。
因著對於報導攝影的熱情，當時的報社也相當尊重記者專業，給予他們相當大的自由。謝三泰與同樣愛好報導專題攝影的記者們，開始利用自己閒暇的時間拍攝他們有在關注、有興趣的議題，希望能開設一個專屬新聞專題的圖片版。
那些年曾參與的「街頭劇場」
當被問到印象最深刻的新聞事件時，謝三泰毫不猶豫地選擇了1988年的「520農民運動」。當時的台灣在李登輝執政下，決定擴大進口美國農產品的數量與種類，而台灣農民擔心會因此權利受損，於是在1988年5月20日，以林國華、蕭裕珍、詹朝立等人作為領頭人，將「農業開放可能導致農民權利受損」作為抗議主題，帶領台灣南部農民北上台北市請願。根據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的資料指出，民眾在立法院前與警方爆發激烈衝突，總計130多人被捕、96人被移送法辦。
謝三泰表示，對於參與過那樣過程的人來說，520農民運動是自228、美麗島事件後，最重大的衝突事件，「很多人都因此被圍捕、入獄了。」
「我很慶幸台灣並沒有因為革命而流血。」謝三泰感慨地提到，自1987年解禁，一直到1996年民選總統、2000年政黨輪替之前，正是這些民運，而讓台灣的政治不斷在往前推進，政府也因此做出一些改變。「要去爭取人民的權益，就是要走上街頭。」謝三泰回頭去看過往的街頭運動，最終只是人民一個表達訴求的方式，並沒有太嚴重的衝突行為。
「我認為那是一個浪漫的運動。」謝三泰表示，台灣被禁錮了將近30年，在經歷過228事件、白色恐怖等最血腥的階段後，菁英都不在了，剩下存活的人一直在壓抑著；而解嚴後願意去衝撞的人有限，不論是遊行抗議還是為了政治訴求而走上街頭，政府與人民之間開始會彼此互相測試對方的底線，雙方都在學習如何去處理大型示威的活動，並慢慢地的試驗如何把抗議人民安全的撤離。
在每年的特定的時間，人民都會為了不同的目的而走上街頭。如在每年的12月25日，民眾會要求政府要修憲、要求國會全面改選；到了2月28日，人民舉行大規模的悼念活動，同時要求轉型正義；5月1日，則換勞工成為主角，為了自己的權益而走向街頭。
謝三泰提到，當時抗爭的人，多半會身穿戲服，用話劇的形式嘲諷當今政府，反映社會的不公。「太多太多了，我始終認為，那些社會運動是浪漫的、是感性的。」謝三泰回顧那些年人民在街頭所進行的每一個「街頭劇場」。
最喜歡的一張相片：臨時的棒球場
「那是我最喜歡的一張照片，雖然與社會事件沒有直接的關係。」1989年12月25日，當時民進黨召集支持者與追求民主政治的人民，包圍了當時召開國民大會的地方－中山堂，訴求國會全面改選及總統直選。整個博愛特區被完全封鎖，中華商場也全面停業。而已經採訪完要離開示威現場回到報社的謝三泰，在經過天橋上時，因為看到一群小朋友在空曠的中華路上打棒球，就順手按下了快門。
謝三泰說明，當時因為道路封鎖，都市的小孩們才能夠在自家門前打棒球。前方大人們爭取民主自由的同時，小孩們忽略緊張對峙的氣氛，在鎮暴車前恣意地玩樂，因此有了短暫的自由。謝三泰後來也爭取到該張照片成為新聞頭版，這張照片同時被影集《天橋上的魔術師》，取用放置於片頭。
充斥「證據式」照片 謝三泰轉而將重心放在自媒體
自從2003年港媒《蘋果日報》進駐台灣，開始所謂的「狗仔文化」後，報導中大量地出現及使用「證據式」的照片。謝三泰認為，拍攝證據式的照片，並不是他這種有自主性的攝影記者想要呈現的一個影像，但他並不否認這樣形式的圖片，確實達到了揭發醜陋的新聞和弊案的效果，進而讓公眾人物的行為受到檢驗。「但那不是我想做的事」，謝三泰無奈說道。
因為媒體界的變遷，謝三泰於2003年離開媒體界，因著網路的發達、資訊的發達，他轉而將重心放在自媒體，有較大的自由去追求自己關注的議題。「之前是部落格，再到了現在臉書、IG，我覺得利用那樣的媒體管道，受眾也比較不會被侷限。」
謝三泰提到，自己過去在媒體界工作時，最多每三年就會換一家媒體公司，「待過的媒體所操作的形式，並不能滿足自己想要的自由、自主。」媒體不斷的在轉型，但媒體依舊存在，不管怎麼樣的變化，報導攝影總是在新聞中擔任相當重要的角色。
謝三泰：生產屬於你們的影像，給未來的人
說起在報導攝影這條路上，對謝三泰影響最大的攝影前輩，「國外是馬格蘭通訊社的約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台灣的話當然是張照堂老師。」他表示，這些人的作品除了是報導攝影外，更可以稱為一個藝術。而若沒有背後的生活歷練及對社會的觀察，是不可能拍出如此有深度的照片的。謝三泰認為，攝影是一種語言，儘管以上這些大師的照片可能拍的是我們不熟悉的領域，但都可以從他們的照片看出想要傳達的理念。
謝三泰近幾年仍一直從事著攝影的工作，不管是報導攝影、紀實攝影，他始終在做著他所熱愛的事。謝三泰說，攝影是唯一能夠一方面維持生計，一方面滿足自己的想做的事。拿著相機去記錄台灣、紀錄庶民文化、宗教文化、弱勢族群、環保等他所關注的議題，也藉此表達對政府的不滿。
除了攝影工作外，謝三泰也開始到各學校進行演講，希望透過自己的影像，讓當代年輕人多想一點，學著去關心自己所關注的議題，除了自己拍得開心以外，更多的是可以留給未來的人，讓他們了解以前的社會。謝三泰希望，自己能夠透過「影像」達到教育的目的。
「常有人跟我說：『三泰哥，你們剛好活在台灣一個很重要的時刻。』說實在這句話我很不服。」謝三泰表示，比他更年長的人所經歷的階段也很精彩，而以現在的人回看他那個年代，當然會覺得羨慕，未來的子孫也可能會認為，現在這個世代更加精采。
「今天的照相就是明天的歷史。」今年已經64歲的謝三泰認為，這只是一直推進的過程，盡量利用歷史的觀點掌握當下，不必羨慕先人，而是要好好把握當下，好好地記錄現在。
「生產屬於你們的影像，給未來的人。」謝三泰已與影像共度40餘年，他也將這句話，送給正在攝影這條路上耕耘的每一位。期待有更多人能藉由攝影，去關注自己所關心的議題，留下有自己見解的影像給後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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