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工作「媒」勞權 畢業後，你還要當記者嗎？
記者趙宥寧、高子涵／採訪報導
過去每日一刊的報紙，隨著科技發展，被電視、網路逐步取代。近幾年間，網際網絡、社群平台和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即時、快速」更成為新聞產製的主流。但科技始終僅是個訊息傳遞的媒介，在媒介的背後，這群「訊息再現者」背負著傳遞訊息的使命，究竟在即時新聞的浪潮下，他們還撐得住嗎？這個答案讓人猶疑。
上月日本適逢國內大選，選舉動態24小時即時更新，傳言一名NHK女記者一個月內加班159小時，遠高於法定界線，最後不幸過勞死亡。將地點拉回台灣，舉凡颱風來襲、大選將至，或各種日夜間的新聞突發，往往都讓新聞工作者無不繃緊神經，枕戈待旦。
根據105年由台北市勞動局率先發起的媒體「陪同鑑定」勞動檢查制度，在34家員工人數超過100人以上的大眾媒體中，竟沒有一家合格，達100%違法。其中，又以「未給付加班費」、「未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一日工作超過12小時」三大違法情形最為嚴重，總裁罰金額更高達新台幣1522萬元。
專責此項業務的台北市政府勞動局秘書葉思延說明，這回媒體專案勞動檢查，除了採取「自己的人自己查」的專業人員陪同鑑定作法，也更進一步針對記者可能面臨的超時工作問題，查閱記者的發稿時間、SNG車的連線時間，以及採訪車司機的簽到時間等進行調查。然而，在34家媒體中，無一不違法。
相較去年進行媒體複查時，葉思延說，媒體業者違反勞動法令的狀況明顯改善，其中「延續出勤七日以上的違法」比例大幅降低，但「未依法置備出勤紀錄」、「一日工作超過12小時」、「未依法給付加班費」等情形仍層出不窮。
面對媒體工作者的艱難勞動處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指出，問題出自現在媒體市場百家爭鳴，在有限的資本中，每家媒體都在用更少的資源競爭受眾的眼球，甚至塑造出廣告業主在哪投廣告，便決定那個媒體經營規模的觀念。去年網路廣告量首次超越電視達258.7億新台幣，媒體經營也逐漸向網路轉移。
陳淑綸也說，當今媒體從業人員由於入門門檻低，新鮮人面臨低薪處境，必須靠著跳槽來提高薪資與個人價值，間接衍伸媒體產業的高流動率，記者專業度培養不易的問題。時運不濟，人才留不住，真正想為新聞工作拚搏的年輕人成為媒體生態中載浮載沉的浮萍。
究竟該如何在這些難堪中找到新破口？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理事長鄭一平表示，「當媒體變成不再是賺錢的行業時，就會是個轉型的契機」。他批評，台灣媒體停滯了20年，更從過去亞洲龍頭，落到現在連泰國媒體的車尾燈都快看不到的窘境。然而，主要的原因在於「媒體主事者（管理者）」。
鄭一平說明，不同於媒體業主都認為自己有「社會責任」的日本、韓國，台灣媒體產業的主事者在身份上出現很大的認知偏差，甚至可以用「唯利是圖」來形容，他們的眼中沒有中心思想。鄭一平直言，台灣的記者會被民眾唾棄就是因為失去了中心思想，連羞恥心都不復存在，甚至為了追求點閱率製造假新聞。
數位化下，平面媒體的式微，社群網絡的茁壯，「點閱率」、「即時」當道的時代讓這群新聞工作者的處境更加難堪，置入性行銷、即時新聞的濫觴，成為今日新聞工作的常態，也促成媒體前輩常向後進提起的一句忠告「你畢業後真的要當記者嗎？」、「這條路很辛苦，你確定要走進來？」
加班調班成常態 勞動權益如何保障
近幾年來，媒體工作者超時勞動的問題逐漸浮上檯面，2016年的九一記者節，橫跨電子與平面的多家媒體工作者集結，宣布籌組「全國媒體傳播產業工會」，爭取自己的工作權益。
媒體工作者所面對的問題，除了超時加班之外，還有被長官調班、放假還要去跑線以及要隨時待命工作群組等，但是往往這些人都沒有領到應該要有的加班費。中時記者李嘉偉(化名)表示，超時通常分為兩種狀況。一種是發生突發事件的狀況，有時遇到當天有大事件發生，例如交通意外，就要往事發地點移動，在半夜12點報紙送印前趕上報導，隔天才能在報紙上看到這則新聞。而通常這類的新聞，不管幾點，只要是在報紙送印前，記者們就要全力趕往現場。有些記者當天已經有自己負責的其他條新聞要跑了，但因為長官加派的關係，即便時間已經很晚了，也不得不去採訪、待命，卻又沒有領到加班費。
另一種狀況是記者自己額外的新聞線索搜集，李嘉偉表示，「身為記者本身還是要培養線人以搜集資料，那和這些人討論、聊天時間要不要算進工時裡？我曾經從台北自費遠赴高雄和受訪者吃飯採訪，當天吃完飯還要回到台北繼續跑新聞，這其實也是為了工作。」和線人或受訪者培養信任關係也是跑新聞時很重要的一環，但是這些動作，包括「吃飯、聊天」等，卻不會被歸在工作的範疇裡，為了工作而犧牲個人時間，是記者們常常遇到的問題。
而應該要如何改善記者工時不明確，李嘉偉回應，長官可以把多跑新聞的時間算近加班費裡面，當有要犧牲自己的時間以完成工作的狀況發生時，記者的心裡也會比較平衡，工資與工時不對等，已經是媒體工作者之間屢見不鮮的狀況，而爭取新聞記者的工作保障，就是全國媒體傳播產業工會不斷在提出的訴求，各方的媒體工作者也逐漸意識到自己的權益，為了記者的專業和勞動尊嚴而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