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成國安問題 《人工生殖法》忽視單身女性生育權

記者 胡玟惠、王政善、吳幸芳/採訪報導

台灣少子化現象已成為國安問題,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2022生育率檢測報告,台灣2022年生育率為1.08‰ 屢創新低,在亞洲國家間持續敬陪末座。當國家檢討著該如何增加社會福利、打造優良育兒環境,來提高年輕夫妻生兒的意願,卻忽略了一群既有能力又有意願,但被現行制度排除在外的族群——單身女性。

2022各國生育率,台灣敬陪末座。製圖/李思琪、資料來源/2022 CIA生育率檢測報告

限制受眾 求子無門

今年22歲的雯涵就屬於這個族群,她想要生育小孩,但婚姻並不在自己的人生清單裡面,也不想跟提供精子的人有情感交流。對她而言,人工生殖技術提供能實現規劃的好方法。因為得獨立撫養小孩,她希望先穩定自己的經濟條件後再進行生育,所以計畫先凍卵,並在未來以人工生殖的方式受孕。

囿於台灣現行法規不允許,若前往國外進行人工生殖,經濟上的考量又會更重,雯涵現階段只能將生育小孩變成一種「願望」,等自己有了足夠的資本再執行,但這一天何時能到來,誰也無法說準。

人工生殖技術主要分為「人工受精(IUI)」及「試管嬰兒(IVF)」,在台灣,前者一次所需費用約為新台幣1.5至2萬,後者則落在新台幣12到50萬之間,但若飛往國外進行手術,以美國為例,動輒上百萬算是很基本的花費。

我國《人工生殖法》適用對象不包含單身女性,導致未婚想育者需至國外求子(示意圖)。攝影/王政善

國外求子 耗時傷財

曾遠赴國外進行試管嬰兒受孕,現育有兩歲半女兒的子紜,時常在網路上分享與女兒之間甜蜜的互動,也有許多人會來向他取經,但背後的求子之路其實佈滿荊棘。子紜在二十出頭歲時,對生小孩非常憧憬,儘管深知自己因不符合法規,過程較為艱難,仍咬緊牙根開始努力存錢,朝目標邁進。

除了經濟的因素之外,子紜提到「時間」對他來說也是一個蠻大的阻礙。她在25歲時,初次飛往美國做人工受精,由於無法精確預算取卵時間,所以在開始排卵前就要準備飛去國外,前置的休假及工作安排,對於當時還在工作的她而言,造成許多不便。

但這次遠赴美國的求子之路並不盡人意,子紜一共嘗試了三次人工受精皆失敗,一度非常挫折。無奈事實殘酷,她也只能含淚回國繼續存錢,近幾年才又飛往日本進行兩次試管嬰兒,終於在第五次喜獲千金,生下可愛的女兒Moana。

歷經三次人工授精及兩次試管嬰兒後,子紜終於成功分娩,誕下女兒 Moana。圖片提供/子紜

可惜並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運。子紜分享,這幾年有很多人好不容易存到了錢,卻因疫情出不去,而卵子的品質又有年限,所以等到今年可以出國時,已經晚了二至三年,生理狀況已有了蠻大的差別,不適合再受孕,只能放棄求子。

「如果今天台灣可以做,他們當然就可以馬上進行人工受孕。」子紜的感嘆道盡所有被法規排除在外者的心聲,希望有朝一日能在自己的國家生小孩,也不會再有人因付不起龐大的手術費用而放棄生育。

台灣的人工生殖技術在全球名列前茅,在亞洲更是首屈一指,是許多不孕夫婦的福音,先進的設備及技術甚至吸引了不少外國夫妻慕名而來,但《人工生殖法》卻將單身者排除在外,導致想獨立撫養小孩的單身女性需要向國外體系求助,才能得到孩子,這樣事倍功半的做法,卻是他們在現行制度下求唯一的求子途徑。

台灣試管嬰兒技術十分發達,卻僅開放不孕夫妻使用,導致其他群體面臨「看得到用不到」的窘境。攝影/胡玟惠

異性夫妻為主流 修法之路難共識

《人工生殖法》僅適用於異性戀夫妻,除了影響單身女性的生育權,也限縮解決少子化問題的方式。未婚女性使用人工技術生育議題,曾為2018年開放政府第30次協作會議主題,然而在正反方討論過後,由於異性戀為主流價值觀,及社會對單親的歧視,導致修法遲遲未定案。隨著女性結婚人數逐年下降,社會面臨嚴峻的少子化危機,人工生殖是否能成為低生育率的解方之一,仍需從法律面解決。

《人工生殖法》第一章第一條可知,台灣人工生殖技術並非普羅大眾可用的生子方式,而是保障不孕夫妻的生育權利。衛生福利部婦幼健康組傅千育強調,「接受人工生育的對象為夫妻,同婚、單身者並不符合現行人工生殖法規定。」《人工生殖法》雖替不孕症夫婦開啟了一扇窗,卻鎖住單身、同性及性少數族群的求子之門,導致生育自主權無法落實人人平等。

人工生殖僅用於異性戀夫妻不孕症治療,並非生育方式。攝影/胡玟惠

生育自主權賦予人有決定要生與不生的權利,經常落實於生育、墮胎及結紮的選擇上。靜觀法律事務所律師李翎瑋表示,《人工生殖法》將結婚與生育綁在一塊,以婚姻作為是否能使用人工生殖的條件。對此,婦女新知法律部主任戴靖芸認為,這樣的規範是變相賦予婚姻族群的特權,反而壓縮其他群體的權利。

然而,在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下,人工生殖並非法律上唯一保障夫妻的專利。戴靖芸說明,由於異性戀占多數,因此法律多以異性戀作為預設對象,進而規劃整個社會規範,比如《民法》規範婚姻的各項法條皆以男女伴侶制定。在單身及性少數族群被體制排除在外的情況下,單身女性及同志想被納入人工生殖較為困難。

《人工生殖法》體現法律多以異性戀制定而成,限制單身女性使用生殖醫學的機會。攝影/胡玟惠

除了單身及性少數族群不受法律重視,單親家庭、未婚生子遭汙名化也導致社會對單身女性生育的不信任。戴靖芸表示,單親女性需同時肩負工作及照養家庭的責任,不過因女性有孕育生命的能力,導致即便是物質生活無虞的中產階級媽媽,也會被質疑適不適任母職,或被認為需要有男性幫忙負擔生活。

因異性戀家庭具人數及兩性特質優勢,導致單身女性是否能滿足孩童的需求,成為單身想育女性的一大考驗。對此,兒童福利聯盟執行長白麗芳則認為,若女性自行評估後,認為可以供給孩童生長過程中所需的關愛及照護,其實單親媽媽家庭並非弱勢。

正反雙方僵持不下,為單身女性遲遲無法入《人工生殖法》的主因。如何將異性戀夫妻外的群體納入考量,且降低大眾對單身者的歧視,為政府須面對的課題。

單身女性入法成風潮 臺灣依舊原地踏步

西方國家如美國與加拿大,已開放單身女性採用人工受孕許久,法國也於2021年6月修訂《生物倫理法》,已納入單身女性為適用對象。綜觀世界各國的相關法律,陸續將單身女性納入適用對象,為大勢所趨。自由風氣盛行的台灣,現行《人工生殖法》仍限於異性戀夫妻,未來該未來應朝開放多元群體使用人工生殖的技術。

「擁有資源的女性能夠去其他國家進行人工受孕,但大多數的女性是沒有資源的。」網路作家黃寶玉強調,國家應秉其公平性,將醫療資源開放給所有公民。育有一對子女的黃寶玉,最初移民至加拿大與同性伴侶登記結婚及進行人工授孕。黃寶玉分享到,加拿大的人工生殖法不限於異性戀夫妻使用,無論是同性戀或單身者,只要是想育的加拿大公民,皆可提出申請。 

由於台灣無法人工授孕,黃寶玉選擇至加拿大孕育兩子,並入籍成為公民。圖片提供/黃寶玉

儘管加拿大擁有較寬鬆的條件限制,並非無相關配套措施。黃寶玉提到,申請後須經過嚴謹的心理評估,針對申請人或其家庭的準備狀態進行確認。其中代理孕母方面,加拿大嚴禁任何商業形式,明令仲介機構僅能收取基本費用。

目前臺灣仍無相關單身生殖法規及政策,唯獨2020年4月,立法委員吳秉叡與邱議瑩提出將代理孕母納入《人工生殖法》的修正草案。然而,此次修法仍以無健全生育能力的異性夫妻作為出發點,並無解決單身女性所面臨的困境。

《人工生殖法》仍將單身女性排除於外,支持者盼修法契機,生育權不再被法律綁架。圖片來源/Pixabay

近年性別意識抬頭,對於開放予有需求的公民進行人工受孕,吳秉叡立委辦公室副主任黃秀錦認為,牽涉到許多法條的修改,將會是大工程,因此希望行政機關能自行提出策略,匯聚更多人的力量完成。「反對聲音還是很大,政府不會希望一件事還沒達到民意支持,就貿然通過修改法律。」李翎瑋認為正反兩方無共識,成為修法的阻因。 

面對台灣嚴峻的少子化危機,及尚未前進的人工生殖現境,戴靖芸表示,欲進入婚姻的人逐漸減少,若政府仍將「婚」、「育」視為一體,在未鬆綁人工生殖適用對象的情況下,無助於減緩少子化問題。因此,在改善育兒環境外,法律是否能跳脫夫妻框架,開放多元群體生殖的資格,為現代社會需思考的議題。

 

延伸閱讀:

人口負成長 國安危機迫在眉睫

代孕新希望 代理孕母解禁之路

同婚專法通過 收養孩童成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