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冕王」曾走過的路 資深記者謝三泰的攝影談

記者 李思琪/採訪報導

「喀擦!」伴隨著科技的進步,拍照可以說是當今世代最不費力的事了,不再受限於底片容量及精密的相機設備,也不需要在昏天黑地的暗房調藥水、洗底片。身處人手一機、處處有監視器的年代,許多新聞報導也多將監視器、行車紀錄器的畫面作為新聞照片,社會上開始出現「高品質的新聞照片有需要存在嗎?」等質疑聲。

然而,有一個人卻不認同這樣的風氣與觀點。投身新聞攝影工作多年,曾任職於自立報系、黑白新聞周刊、新台灣周刊、勁報等媒體,他,是台灣資深記者謝三泰。

謝三泰出生於1958年的澎湖馬公,從小與海為鄰的他就讀的是台灣省立澎湖高級水產職業學校(現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輪機科,有些不切實際地夢想著之後能藉由上船而環遊世界。轉眼間到了要服兵役的年紀,謝三泰揣著興奮又不安的心情,離開了生長20年的土地,踏上了台灣本島當兵。

當時沒有明確志向的他,因為覺得自己服完兵役後會回到澎湖,於是決定努力存錢買一台相機,利用自己放假時間去遊遍台灣,「澎湖沒有火車、澎湖沒有山脈、澎湖沒有河川,就想利用放假的時間拍拍這些東西。」而就是因為這次的拍照,開啟他往後截然不同的人生。

極少成為照片主角的謝三泰,面對鏡頭露出靦腆笑容。照片提供/謝三泰

作家楊逵的一句話 謝三泰開始用相機記錄台灣歷史

「對台灣不了解啊,甚至對自己的故鄉也不了解,所以我開始慢慢地想探究這部分的歷史。」在拍台灣的山河、古蹟時,謝三泰逐漸對這片土地產生了好奇和疑問,恰巧當時有一個出版社出版了台灣日治時代的文學,他開始透過文學了解台灣過去,也慢慢地對台灣史產生了興趣,大量閱讀台灣史相關的書籍。

謝三泰回憶起當時對他影響很深的一本書,書名已然忘卻,只記得是楊逵的書,但就是前言的那麼一句話,讓他開始了報導攝影這條路,「楊逵說,自己是用文學寫台灣的歷史,當時我就想,乾脆我就用相機來拍拍台灣的現狀。」

謝三泰辭掉當時相對優渥的工作,決定邊開計程車、邊從事他所喜歡的攝影,「因為太迷戀影像了。」他笑道,為了滿足自己對人文素材的渴求,他開始到處收集有關報導攝影的書籍,尋找國內外的報導攝影作品,希望自己也能朝著相同的方向邁進,並做了一些《人間雜誌》的特約專題攝影。

報禁開放 謝三泰如願以償成為攝影記者

正是這樣一份對攝影單純的熱愛,當得知1987年解嚴後,報禁也於隔年同步開放,報社正需要大量的記者去擴充版面。在朋友的鼓勵下,謝三泰計程車也不開了,毅然決然的帶著自己的小皮箱和相機包,從高雄到了台北,全身心投入攝影。

謝三泰表示,當時因為各家報社忙著擴增版面、找尋記者人力,對攝影的要求並不高,只要有點關係、會拍點照片,就能進入媒體工作,「剛好搭上了解嚴這班車啦!」他謙虛的說。

1989.10.24 新國家運動遊行至介壽路前(現凱達格蘭大道)。照片提供/謝三泰

「我第一份工作就是自立晚報。」因認為自己的優勢是長期關注台灣議題,也會從在野的角度、人民的角度產製新聞,謝三泰選擇加入當時相對公開、公正、開放,與他氣味相投的《自立晚報》。謝三泰形容自己進到《自立晚報》後的狀態是「如魚得水」,每天不斷地拿著相機衝向街頭,參與了當時大大小小的街頭抗爭,從環保拍到了學運、拍完原住民正名運動接著拍聲援雛妓,再繼續拍520農民運動、國民大會全面改選。「我大多都跑政治線。」他回憶起自己那時整日泡在街頭拍照的時光。

因著對於報導攝影的熱情,當時的報社也相當尊重記者專業,給予他們相當大的自由。謝三泰與同樣愛好報導專題攝影的記者們,開始利用自己閒暇的時間拍攝他們有在關注、有興趣的議題,希望能開設一個專屬新聞專題的圖片版。

1990.03.20 三月學運。照片提供/謝三泰

那些年曾參與的「街頭劇場」

當被問到印象最深刻的新聞事件時,謝三泰毫不猶豫地選擇了1988年的「520農民運動」。當時的台灣在李登輝執政下,決定擴大進口美國農產品的數量與種類,而台灣農民擔心會因此權利受損,於是在1988年5月20日,以林國華、蕭裕珍、詹朝立等人作為領頭人,將「農業開放可能導致農民權利受損」作為抗議主題,帶領台灣南部農民北上台北市請願。根據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的資料指出,民眾在立法院前與警方爆發激烈衝突,總計130多人被捕、96人被移送法辦。

謝三泰表示,對於參與過那樣過程的人來說,520農民運動是自228、美麗島事件後,最重大的衝突事件,「很多人都因此被圍捕、入獄了。」

1987.12.25 國會全面改選,人民包圍中山堂。照片提供/謝三泰

「我很慶幸台灣並沒有因為革命而流血。」謝三泰感慨地提到,自1987年解禁,一直到1996年民選總統、2000年政黨輪替之前,正是這些民運,而讓台灣的政治不斷在往前推進,政府也因此做出一些改變。「要去爭取人民的權益,就是要走上街頭。」謝三泰回頭去看過往的街頭運動,最終只是人民一個表達訴求的方式,並沒有太嚴重的衝突行為。

「我認為那是一個浪漫的運動。」謝三泰表示,台灣被禁錮了將近30年,在經歷過228事件、白色恐怖等最血腥的階段後,菁英都不在了,剩下存活的人一直在壓抑著;而解嚴後願意去衝撞的人有限,不論是遊行抗議還是為了政治訴求而走上街頭,政府與人民之間開始會彼此互相測試對方的底線,雙方都在學習如何去處理大型示威的活動,並慢慢地的試驗如何把抗議人民安全的撤離。

在每年的特定的時間,人民都會為了不同的目的而走上街頭。如在每年的12月25日,民眾會要求政府要修憲、要求國會全面改選;到了2月28日,人民舉行大規模的悼念活動,同時要求轉型正義;5月1日,則換勞工程為主角,為了自己的權益而走向街頭。

謝三泰提到,當時抗爭的人,多半會身穿戲服,用話劇的形式嘲諷當今政府,反映社會的不公。「太多太多了,我始終認為,那些社會運動是浪漫的、是感性的。」謝三泰回顧那些年人民在街頭所進行的每一個「街頭劇場」。

1990.03.18 國會全面改選集會,人滿為患。照片提供/謝三泰

最喜歡的一張相片:臨時的棒球場

「那是我最喜歡的一張照片,雖然與社會事件沒有直接的關係。」1989年12月25日,當時民進黨召集支持者與追求民主政治的人民,包圍了當時召開國民大會的地方-中山堂,訴求國會全面改選及總統直選。整個博愛特區被完全封鎖,中華商場也全面停業。而已經採訪完要離開示威現場回到報社的謝三泰,在經過天橋上時,因為看到一群小朋友在空曠的中華路上打棒球,就順手按下了快門。

謝三泰說明,當時因為道路封鎖,都市的小孩們才能夠在自家門前打棒球。前方大人們爭取民主自由的同時,小孩們忽略緊張對峙的氣氛,在鎮暴車前恣意地玩樂,因此有了短暫的自由。謝三泰後來也爭取到該張照片成為新聞頭版,這張照片同時被影集《天橋上的魔術師》,取用放置於片頭。

1989.12.25 行憲紀念日封鎖中華路,孩子們有了臨時的棒球場。照片提供/謝三泰

充斥「證據式」照片 謝三泰轉而將重心放在自媒體

自從2003年港媒《蘋果日報》進駐台灣,開始所謂的「狗仔文化」後,報導中大量地出現及使用「證據式」的照片。謝三泰認為,拍攝證據式的照片,並不是他這種有自主性的攝影記者想要呈現的一個影像,但他並不否認這樣形式的圖片,確實達到了揭發醜陋的新聞和弊案的效果,進而讓公眾人物的行為受到檢驗。「但那不是我想做的事」,謝三泰無奈說道。

因為媒體界的變遷,謝三泰於2003年離開媒體界,因著網路的發達、資訊的發達,他轉而將重心放在自媒體,有較大的自由去追求自己關注的議題。「之前是部落格,再到了現在臉書、IG,我覺得利用那樣的媒體管道,受眾也比較不會被侷限。」

謝三泰提到,自己過去在媒體界工作時,最多每三年就會換一家媒體公司,「待過的媒體所操作的形式,並不能滿足自己想要的自由、自主。」媒體不斷的在轉型,但媒體依舊存在,不管怎麼樣的變化,報導攝影總是在新聞中擔任相當重要的角色。

謝三泰:生產屬於你們的影像,給未來的人

說起在報導攝影這條路上,對謝三泰影響最大的攝影前輩,「國外是馬格蘭通訊社的約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台灣的話當然是張照堂老師。」他表示,這些人的作品除了是報導攝影外,更可以稱為一個藝術。而若沒有背後的生活歷練及對社會的觀察,是不可能拍出如此有深度的照片的。謝三泰認為,攝影是一種語言,儘管以上這些大師的照片可能拍的是我們不熟悉的領域,但都可以從他們的照片看出想要傳達的理念。

謝三泰近幾年仍一直從事著攝影的工作,不管是報導攝影、紀實攝影,他始終在做著他所熱愛的事。謝三泰說,攝影是唯一能夠一方面維持生計,一方面滿足自己的想做的事。拿著相機去記錄台灣、紀錄庶民文化、宗教文化、弱勢族群、環保等他所關注的議題,也藉此表達對政府的不滿。

1994年原住民正名運動。照片提供/謝三泰

除了攝影工作外,謝三泰也開始到各學校進行演講,希望透過自己的影像,讓當代年輕人多想一點,學著去關心自己所關注的議題,除了自己拍得開心以外,更多的是可以留給未來的人,讓他們了解以前的社會。謝三泰希望,自己能夠透過「影像」達到教育的目的。

「常有人跟我說:『三泰哥,你們剛好活在台灣一個很重要的時刻。』說實在這句話我很不服。」謝三泰表示,比他更年長的人所經歷的階段也很精彩,而以現在的人回看他那個年代,當然會覺得羨慕,未來的子孫也可能會認為,現在這個世代更加精采。

「今天的照相就是明天的歷史。」今年已經64歲的謝三泰認為,這只是一直推進的過程,盡量利用歷史的觀點掌握當下,不必羨慕先人,而是要好好把握當下,好好地記錄現在。

「生產屬於你們的影像,給未來的人。」謝三泰已與影像共度40餘年,他也將這句話,送給正在攝影這條路上耕耘的每一位。期待有更多人能藉由攝影,去關注自己所關心的議題,留下有自己見解的影像給後世的人。

謝三泰至今仍無時無刻帶著相機,透過鏡頭去記錄自己所關注的人事物。攝影/李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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