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嚴鈺雯、蕭元媚、全紹奇、詹韻儒／採訪報導
霸凌事件在學生時代中屢見不鮮，輕則為言語霸凌，重則肢體霸凌，然而，網路霸凌更是日益嚴重。不論何種霸凌，皆有可能造成嚴重身心創傷，該如何預防與治療，得仰賴政府對於相關法規的制定以及學校的配合。
輔導教師誰都能當？ 考核基準待改善
霸凌對受害者的傷害通常是心理大於身體，教師多為霸凌事件發生時第一線處理人員，但我國校園中輔導教師人數卻嚴重不足。民國99年，桃園發生嚴重霸凌事件，經調查發現全台17縣市輔導教師人數均未符合標準，導致輔導效果不彰，至103年發佈《學生輔導法》後，輔導教師人數才達到55個班級需有一位輔導教師的法定標準。
我國的輔導教師人數雖已符合標準，但輔導教師的審核機制仍不夠完善。世新大學諮商室主任黃小玲表示，輔導教師依性質不同分為輔導教師跟專業輔導人員，專業輔導人員必須具有心理諮商師、臨床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書。
輔導教師則是普通教師修習學分與相關研習後便可擔任，在國高中校內輔導室的大多是輔導教師，專業輔導人員可能多所學校共同聘請一位，以輪流的方式在各校進行協助。
若出現需要輔導的個案，一開始會先有輔導教師判斷個案嚴重性，情形嚴重則會轉介專業輔導人員。黃小玲建議，透過更多課程，培養校內輔導教師的專業，能使校內輔導機制分級以及分工更準確，但若能有更多經費聘請專業輔導人員，對於校內輔導機制將更有幫助。
霸凌並非單一現象，是因應社會行為偏差的一種情緒發洩出口，許多家長只關心學生是否準時上學等外在行為，卻忽略了學生的在校生活及經歷霸凌事件後的心理狀態。
針對希望社工和輔導人員進入校園的聲音，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嬌蘭認為，從中央到地方的教育單位，要建立完整的霸凌處理機制很重要。假設校園中的輔導系統不完善，就算專業人員進入學校，也無法發揮應有的效果。應該先成立霸凌處理委員會，並讓社區裡的社工、輔導專員、家長，一同參與霸凌事件的處理。
一般被霸凌者的處境大多能以轉換環境獲得改善。馮嬌蘭提到，學校應創造友善環境，有助於降低霸凌發生率。透過改善環境，教導學生社交方法、情感處理的方法，將有助於學生在與人相處。格瑞思諮商所心理諮商師楊琬琳表示，心理疾病並無完全康復一說，呼籲家長在面對問題時，避免要求受害者自我檢討，家人細心的陪伴，加上專業的輔導治療，才能幫助受害者早日走出陰霾。
霸凌創傷持續惡化 三級預防機制須落實
楊琬琳表示，多數被害者遭受霸凌後都會出現憂鬱、焦慮、不安、自尊心低落、不敢上學等症狀，而被霸凌者在群體中多為較弱勢的群體，例如：身形瘦小、學業成績不出色、性格安靜等特徵，但個案彼此間並無絕對的共通點，多數少時遭受霸凌的受害者，在未來面對人際關係的問題時會受到影響，例如缺乏自信心、對人的不信任及對人生感到無助等，嚴重者甚至有長期憂鬱或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病症。
在學期間遭受霸凌的個案，未來產生霸凌相關創傷的機率相當高，李政洋身心診所諮商師林德慧表示，老師在校園的霸凌事件中，時常無法起到保護作用，為保持中立，老師通常需要眼見為憑，容易忽略被霸凌者正於弱勢處境，甚至可能間接成為霸凌現象的推手。而許多曾經遭遇過霸凌的學生在經過觀察與模仿，也可能受影響轉為施暴者。
楊琬琳表示，教育部目前制定學校三級預防輔導模式，設法透過預防、輔導、諮商等三步驟，解決校園霸凌在現今校園中日益嚴重的問題。不過如何能有效地推動以及降低校園霸凌發生率，也是現今社會的一大課題。
諮商師：陪伴最重要一起 帶孩子走出陰霾
楊琬琳表示，在霸凌事件造成心理創傷的處理上，精神科醫生多是給予藥物治療的方式，而諮商主要是談話性的治療，使患者可以無壓力地表達出心裡話，並於互動中重新架構的經驗。
針對不同年齡層的諮商也有不同的進行方式，小朋友會透過遊戲進行治療，大人則是對談居多。
若在諮商過程中認定為情節嚴重者，也會建議患者轉往精神科，楊琬琳提到，霸凌者並沒有固定的共通點，但部分霸凌者則多為在家裡就學習到一些較暴力的手段，經由模仿並在學校生活中不經意地展現出來，以相同的方式來面對同儕，設法以這種方式解決所遇到的問題，反觀被霸凌者有時與家庭關係較不顯著，多為個性內向或患有疾病而容易遭受霸凌。
楊琬琳列舉出過去的輔導案例，某位國中生有相處障礙，時常不會察覺對方眼色，我行我素，故受到同儕間的排擠。導師不僅不嚴加制止，反而也加入霸凌的行列，導致最後以學生轉學收場。
心理創傷及精神疾病通常無法完全根治，藥物只是輔助且傷身，且診所和醫院通常有人數壓力，並沒有足夠的時間徹底理解病患。楊琬琳表示，諮商所的一大優勢是可以花較長的時間與學生互動聊天、深入了解個案。在諮商進行時，家長的陪伴極為關鍵，如果家長願意全力配合並支持孩子，輔導過程將會更加順利、有效率。
精神疾病並不怪異，它就像受傷、流感一樣需要醫治，不要因為害怕面對而選擇逃避，誤了黃金治療期，以正向的眼光看待，陪伴孩子正視問題，是面對創傷時最好的做法。
校園霸凌相關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