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心聲：難忍 作家貝嶺談異鄉寫作 – 1813期

「流亡，讓作家迅速到一個自己無足輕重的地方，但對作家來說，卻是最難忍受的。」通識中心於周三中午十二時，在A201會議室舉辦通識講座，這樣的開場白，道盡了作家貝嶺十多年的流亡心聲。 貝嶺認為，二十世紀最後一個流亡文學高潮，是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造成了中國大陸作家的流亡和流亡文學興起。若沒有「六四」，包括他在內的作家，不會選擇留在西方，那是「痛定思痛、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心境寫照。流亡，是個很政治化、但超越政治層面的名詞，代表著必須一個人離鄉背井，克服種族、語言隔閡，在異鄉孤軍奮戰。 貝嶺表示，曾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算是流亡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為了反抗共產政權而出走，定居法國，以十多年的時間，達成在中國大陸一輩子也做不到的成就，並聲稱只要共產制度在大陸一天，他就一天不回去。 四年前，一直待在中國的貝嶺，因為要緩和中美兩國的關係，而被當成籌碼遣送回美國。獲得自由，卻也付出被放逐出國的代價。他認為，鄉願本就是不可救藥的一廂情願，戀鄉的腳步，不會因為路途充滿荊棘而有一絲猶豫。但既然已選擇流亡這條不歸路，貝嶺心中沒有後悔，他堅信，在自己有生之年，他的詩和更多作家的作品，一定能在北京的天空下，大聲且自由的朗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