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框架 口述影像助視障者重新「看見」

記者 林佩萱、周佳慧、夏珮純、王映文/採訪報導

黑漆漆的劇院,畫面不斷閃爍變化,對明眼人來說觀賞電影需要絕對安靜且漆黑的環境。但在口述影像的世界裡,一場電影中需不停地講述情境、對白及場合,對視障者來說「看電影」主要是靠「聽」去重新看見色彩及畫面的過程。

府中15的口述老師正在講述電影,場內坐滿了觀眾。攝影/王映文

口述影像是一種將「視覺訊息」轉換成「文字語言」的專業技術,簡言之,就是把影像用視障者能理解的語言說出來,兩廳院副總監許美玲比喻口述員像是魔術師,能創造出想像的畫面感。

雖目前台灣大多數都將此技術應用在電視、戲劇、表演方面,但事實上它也能被廣泛應用於教育、生活及就業等,幫助視障者重新搭建與世界溝通的橋樑。

視力的限制不僅僅反映在生理上,更影響心理層面,擔任國中老師的中途視障者楊昀芝表示,自八年前視力惡化後,她花了一年時間才漸漸找回正常生活的方式,但卻依舊感到寂寞,尤其是當大家都在討論熱門電視劇時,自己卻無法融入。

擔任國中老師的楊昀芝是中途視障者,全盲前的她十分喜愛閱讀及看戲。攝影/夏珮純

她分享首次接觸口述影像時,是受到了台北視障者家長協會邀請,當時她特別從羅東搭車至台北啟明圖書館觀賞公視人生劇展《數到第365》的口述首映會,「第一次真的印象很深,因為它會講螢幕上的畫面,聽完描述後好感動,好像我可以看得到那些畫面,當然那不一定是導演的鏡頭,那可能是我的鏡頭。」

經過那次體驗後,楊昀芝便開始愛上這種服務,之後開始會自己找尋管道及資訊,甚至曾為了聽一場口述而搭車來回長達三小時。坦言在尚未失明前,曾對公視口述頻道感到不解,她表示真的是要等到自己需要後,才知道服務的重要性。

從娛樂到學習 開拓視障者生活視野

「口述影像並非會看、會說,甚至常跟視障朋友接觸的人就能做,它是一門專業服務,需要經過訓練及培養。」資深口述影像應用設計師趙又慈解釋,對於先天視障者來說,世界如同一張白紙,在這個以視覺影像為主的世代,很多資訊內容並非能容易接觸,許多用語、形容詞也過於抽象,對於沒有基礎概念的視障者來說很難理解。

左邊為是口述影像發展協會秘書長楊聖弘,右邊為資深口述影像應用設計師趙又慈。照片提供/趙又慈

趙又慈說明,一般明眼人看見一名男子坐在椅子上,畫面十分瞭然,但在不破壞電影節奏的有限時間內,口述撰稿員需要選擇最重要且沒有過度詮釋的的影像資訊作為口述重點,例如:有一名中年男子坐在椅子上的場景,也可以說一個身著西裝男子坐在咖啡廳的沙發上,如何挑選真正重要的資訊需要反覆斟酌及專業能力,尤其當聽眾看不見時,口述員更應該對自己的語言訊息負責,避免產生誤解。

先天性全盲的口是口述影像發展協會秘書長楊聖弘則認為,口述影像的意義不單只是幫助視障朋友們享有娛樂的機會,更多的是學習知識的輔具。他說明,「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希望視障朋友們可以擁有創作的能力,不單單只是聽覺的世界。」期許視障者能透過口述影像了解到感受世界的多采多姿。

淡江視障輔導中心的先天性視障張金順老師則認為,實際上的文化參與光靠口述影像是不夠,由於先天視障沒有視覺經驗,對於許多形容詞是用文字學習,而非實際理解,因此還需要透過觸覺、嗅覺等五感體驗來協助。

他分享前陣子去協助台灣數位藝術中心勘查體驗時,建議對方可將平面的地圖改為立體模型,並且在地板裝設立體導管線,以便視障者在裝置範圍內盡情欣賞,「其實很多時候,只要做一點點,就能讓視障者參與更多。」

缺乏展演與資金 培訓人才留不住
淡江視障資源中心老師張金順為先天性全盲者,曾參與多場文藝活動及口述影像。攝影/夏珮純

口述影像的類型大致分為現場口述及後製影片,現場的有如府中15電影院北市啟明圖書館的電影講述活動等,每場都有口述員在台前一邊放映一邊講述畫面;而後製影像則有如公視人生劇場口述影像版,會經過專業配音、錄製及反覆審聽後上傳網路。

優質口述影像作品的產出,不僅要有合適的人才、充足的資源,還要足夠的表演平台。目前在台灣許多口述影像作品,礙於版權問題,導致作品放映機會有限;一旦展演量降低,隨之而來的就是市場緊縮,資金相對減少,導致人才的培育比不上流失的速度。

根據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所編的《認識影視節目口述影像服務手冊》,口述影像撰稿內容的合適程度,決定了其服務的訊息品質。而口述影像製作流程,從前置準備、腳本製作、錄音到最後影帶製作與輸出,更是需要一個團隊耗費兩周至一個月時間來產出。

「專業的口述影像需耗時許多時間及心力,光是製作一部口述電影就需反反覆覆觀看近達百次。」趙又慈表示,為了降低撰稿內容中主觀詮釋的程度,一開始的腳本製作就可能花費製作期內近80%的時間去修正。而在那之前撰稿員,不僅須完成專業培訓課程,還須經過一連串的訓練,在實作中不斷改進與學習,才可投入製作。

儘管如此,目前台灣在口述影像領域,並未有證照或評斷程序去界定其專業度,所以當花了時間與金錢,具備應有能力的人才投入市場時,卻會面臨到工作機會被瓜分、展演空間少、薪資不足等狀況。對此,楊聖弘說明因就業現況不明朗,許多人為了支撐自己的生活,選擇兼職,甚至到最後只好離開,讓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人才面臨流逝。

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社工游鯉綺。攝影/夏珮純

「除了要培養人也要培養市場,有市場需求出來,障礙者也知道可以申請,才會慢慢越滾越大。」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社工游鯉綺以手語服務舉例,台灣社會的手語文化,一開始並不普及,直到政府立法要求每個縣市都要有手語翻譯員,這項需求才受到重視。

「已經來兩、三年了,自從開始就都會來。」府中15忠實觀眾游先生分享,自從知道府中15提供口述影像服務,他基本上從未缺席。游鯉綺表示,希望政府能將口述影像納入法律,並嚴格要求執行。當市場開始培養,需求被看見之後,口述影像人才有用武之地,人才流失的問題便可解決。

誰說視障不能看旅遊書? 身障需求自己決定

不論是硬體上無障礙空間的設立、或在軟體上培養手語翻譯的人才、甚至是在資訊上盲用電腦的發明等,全都基於「平權社會」的核心概念展開。不過,當社會在加強平權、近用權或通用設計環境時,卻常因為本身非身心障礙人士,無法提供最適當的服務。

以點字書籍為例,楊聖弘回憶,當初政府在做點字書時,常與視障團體合作,但是當時卻曾因在書單中開列旅遊書籍,而接到承辦單位怒氣沖沖的質詢,認為視障朋友連踏出家門都十分困難,根本不需要看旅遊書。「後來接電話的主管回說,對不起,我也是視障的朋友,可是我就很愛看那種旅遊的書。」他表示,質詢的人聽到回應後,非常驚訝。明眼人常常是決策方,但卻容易以自己的理解提供服務,而非身障者的需求。

口述電影如同視障者的手杖可以帶領他們更加融入社會。攝影/夏珮純

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但目前身心障礙者在資源分配與服務方面,卻脫離不了被動狀態。「因為人數很少,所以我就給你一點就好,可是事實上其實不是這樣。」趙又慈說明,所謂的平權就是要考慮最缺乏的人,不應以人數的想像決定資源的分配。

楊聖弘以山中小朋友的受教權為例,說明身心障礙者的權益。他說明當社會面對受教權,這項基本權益時,並不會以人數衡量需求,而其提供的服務,也是以吸引、幫助小朋友為出發點。楊聖弘希望政府以同等方式施行身心障礙者權益,提供的障礙者想要、需要的服務為先,才能落實真正的平權,也呼籲身障者更勇於說出需求,為自己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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