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良博、李青桐／採訪報導
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法源依據《法律扶助法》近期討論修法，雖然仍於立法院討論階段，但相關修法內容，引發法界人士不同看法。
本次《法律扶助法》修法，3月中在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進行討論，會中達成數項修法共識，其中最具爭議的是修改第5條，以及加入第34-1條。
資力審查條文修改
《法律扶助法》中明訂，可以接受法律扶助的人，必須符合因為沒有資力，或是其他原因沒有辦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而第5條就是定義什麼是「無資力者」和「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
在現行《法律扶助法》第5條中，「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的第一項是「涉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於偵查中初次詢（訊）問、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而目前修法的版本則是改成「涉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於偵查中初次詢（訊）問、資法院指定之法院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
《法律扶助法》第5條的修法可以看出，是把適用範圍加以限縮，從原本是用於所有法院，變成只有司法院指定的法院適用，外界認為，這是為了解決法扶長期被詬病沒有足夠排富機制的問題。
立委尤美女解釋，某些毒品或是經濟上的犯罪嫌疑人，他不一定是沒有錢，而是他自己並未聘請律師，但因為涉犯3年以上的重罪，國家必須強制辯護，法扶就要當然受理，而《法律扶助法》第5條修法，就是要讓法扶回歸初衷，把強制辯護案件，變成多數由公設辯護人或義務辯護律師負責。
法律扶助資源可能遭濫用
在《法律扶助法》第5條的修正當中，最為法界人士爭論的地方就在於，目前台灣的法律扶助資源總共有3種，分別是法律扶助基金會、公設辯護人還有義務律師。即便法扶承接的案件減少了，並不代表這些案件就此消失，只是流向了隸屬於法院管理的公設辯護人還有義務律師，這兩種法律扶助的管道，整體國家法律扶助資源仍可能被濫用。
律師林俊宏進一步說明，公設辯護人、義務律師跟法扶一樣，都是司法院出錢，資金依然來自國家，應該思考國家整體資源的分配。
林俊宏也比喻，以往法扶常被詬病，有錢人開賓士車，去叫法扶給他一個免費律師，修法之後只是變成有錢人開賓士車，去法院要求給他一個免費律師。
司法院：強制案件本由公辯、義辯負責
不過，對於法界人士質疑，《法律扶助法》第五條的修法，沒有真正達到排富的作用，司法院調辦事法官吳定亞反駁，根據《刑事訴訟法》第31條的規定，國家提供強制辯護，本來就是藉由公設辯護人跟義務辯護律師，而不是交由法扶經手。
立委：應思考刑事有償制度
對於國家法律扶助資源的分配問題，尤美女坦言，資源是固定的，只是看如何分配。他強調，如果要真正解決國家整體法律扶助可能被濫用的問題，就要從刑事有償制度下手。
所謂刑事有償制度是指，如果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資產，卻不聘請律師擔任他的辯護人，國家為了保障其訴訟權益，透過國家的法律扶助管道，幫他找了辯護人，最終判決有罪，那當事人就該自己負擔國家負擔的辯護人費用。
然而，尤美女也說，刑事有償制度還有不少爭論，例如國家強制幫犯罪嫌疑人聘請辯護人，最後要當事人負擔相關支出，但可能當事人根本就不想要有辯護人，種種問題都必須先解決，才有可能引入刑事有償制度，且若真的要引入刑事有償制度，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也會有大幅度改變，現階段並不容易。
法扶案情審查門檻復出
另外，《法律扶助法》第5條修法，還會連帶造成其他法條的效力改變。《法律扶助法》第15條是規定，關於審查申請法扶資源者所牽涉案情的標準，也就是法扶除了要審查申請者的資力，也要針對他所牽涉的案情，進行審查。不過現行條文加入但書，如果是第5條所謂「無法受法律適當保護者」，就不需要受到15條規定的案情審查。
隨著第5條適用範圍限縮，就會導致在沒有被司法院指定的法院，審理的案件，若要申請法扶，必須經過案情審理的門檻。
弱勢者陳述能力更為困難
法律扶助基金會執行長周漢威解釋，原本所有來申請法扶者，法扶都不會審查其牽涉的案情，但《法律扶助法》第5條修法後，就會變成只有司法院指定的法案，不審案情，其他司法院沒有指定的法院，都要審查案情。
周漢威說，法扶要審查申請者的資力狀況當然沒有問題，但審查案情就會有疑慮，因為要審查案情就代表前來申請法扶的人，必須要說明自己的案情，但「說明」本身就是一道門檻，且最弱勢的人，往往在陳述能力上，都相當困難。
司法院：法扶可以丟回法院
針對《法律扶助法》第5條修法，將導致部分法院審理的案件，若要申請法扶，必須受到案情審查。吳定亞並未否認，僅以個人身分表達，若有此情況，法扶應該可以請該名當事人，回到法院去要求法院指派公設辯護人或義務辯護律師給他。
防檢察官濫訴條款入法
《法律扶助法》修法的另一項爭議在於，加入了第34-1條。該條文被視為防止檢察官濫訴的條款，明訂在法扶承接的案件中，如果檢察官有重大過失，法院可以依照職權，或是因應法扶的申請，裁定檢察官所屬的地檢署，必須負擔法扶在這一個案件的支出。
至於「重大過失」的定義，共有3項，分別是「起訴所附證據明顯不足，且無罪確定」、「審判中應撤回起訴而不撤回」，以及「顯無上訴理由而提出上訴」。
提出此條文的立委段宜康，曾在立法院討論此條文時表示，此條文目的不在於要增加法扶的收入，因為這類案件想必會非常少，這個條文目的是要讓檢察單位知道，若有檢察官有此重大過失，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基層檢察官不滿防檢條款濫訴
然而，《法律扶助法》加入防止檢察官濫訴條款，基層檢察官卻相當不滿。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吳忻穎表示，《刑事訴訟法》中，所謂的起訴門檻，跟有罪判決的門檻，本質上會有一定程度的落差。此外，要到達重大過失的程度，其實非常困難，更可能造成法院過度負擔。
在重大過失認定的標準「應撤回起訴而不撤回」，吳忻穎指出，刑事案件審判中，如果突然間有新的事證，發現被告應該無罪，但當時已經審判到一半，檢察官要讓法官去做出無罪判決，或者是直接撤回起訴，在現行實務上，兩種做法都有檢察官採用。
吳忻穎強調，要讓法院來認定，一個案件是不是應撤回起訴，是一件非常弔詭的事情，因為法官不是檢察官，不能代替檢察官來決定是不是應撤回起訴。
檢察官批防檢濫訴條款像羞辱
對於另一項認定重大過失的標準「顯無上訴理由而提起上訴」，吳忻穎指出，現在檢察官其實已經很少在上訴，只是有一種上訴案件叫做「請上」，「請上」是告訴人可以請求提起上訴，而很多的「請上」案件，都是告訴人單純因為對量刑不滿而提起上訴。
吳忻穎直言，《法律扶助法》第34-1條的防檢濫訴條款，本質上比較像是一種羞辱，是透過修法的方法，暗示檢察官有濫訴情形。
立委：不肖檢察官應該負責
針對檢察官質疑《法律扶助法》第34-1條的防檢濫訴條款，截至截稿前，段宜康並未接受記者採訪，但尤美女則指出，確實是有不肖的檢察官會濫行起訴、濫行上訴，此條文就是要揪出不肖檢察官，「如果是真的非常的離譜，難道這些人都不用負責嗎？」
尤美女也曾在立法院討論《法律扶助法》修法時強調，檢察官是要出現重大過失，才會符合《法律扶助法》第34-1條的構成要件，並不是檢察官起訴的案件，因證據不足被法官判決無罪，檢察署就要賠償。
尤美女也說，司法官本來就該敬業，當檢察官保持敬業態度，就不可能是重大過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