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董昀、黃莉雅、李昀蓉／採訪報導
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以下簡稱《與惡》）上映後引起廣大探討，劇中以無差別殺人案為主軸，反映台灣媒體無孔不入、刺探當事人隱私，而報導中也時常將加害者與精神疾病連結，造成精神疾病汙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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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惡》中，記者一路跟拍受害者家屬、進行追問，而劇中殺人犯的家屬也遭受媒體撻伐，這些情節反映了台灣社會的媒體亂象；從電視劇返回現實，2016年發生在內湖的隨機殺人案，導致4歲女童小燈泡無辜喪命，小燈泡母親王婉諭描述記者「無孔不入」，隨時刺探著她們的生活。
王婉諭提到，家人在警察局休息室等待做筆錄時，突然有記者上前詢問相關案情，讓她們措手不及。而記者與好幾台SNG車也接連幾天在住家附近駐守，新聞的報導畫面更間接導致住家地址曝光，甚至曾因此收到謾罵恐嚇的信件。喪女之痛還未平復，隱私的曝光更加深她們的恐懼。王婉諭透露，曾在好幾個月內，除了偵訊必要，一家人都不敢踏出家門。
除了隱私被侵犯，王婉諭提到，也曾因新聞報導不完整，而受到閱聽眾的誤解與輿論。部分新聞在報導小燈泡家屬領撫卹金時，因報導描述不夠詳盡，使閱聽眾誤以為每位家屬都可以領到高額的撫恤金，致使民眾寫信抨擊，認為這是詐騙撫恤金而自導自演的戲碼。
自由時報記者吳昇儒曾採訪過小燈泡案件，他表示，當初在派出所周邊遇到小燈泡的奶奶，並在奶奶表示願意受訪後，進一步請她提供更多資料，如小燈泡的照片等。他認為記者在報導時會挖掘家屬隱私，一方面是因為閱聽眾對於事件當事人身家背景非常的好奇、也為增加報導完整度；另一方面可能希望透過新聞報導，讓政府等各單位可以更重視這個議題。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許瓊文批評這樣的現象，她認為記者報導受害者家屬的隱私，是因不願多花力氣去做更深入的調查，或是急於產出新聞。而最容易獲得的素材就是去採訪受害者及其家屬，讓當事人在鏡頭前哭訴、渲染閱聽眾的情緒；她認為這樣便宜行事的行為，不僅違反新聞倫理，也造成受害者家屬的二度傷害，而且不具有公共利益。
許瓊文認為，記者在報導時應該尊重被採訪者的需求，不應該一直詢問受害者家屬。如果家屬希望透過新聞得到大眾的關注，媒體可以報導；但如果不願意，記者不應該繼續挖掘，要轉而去做對社會更有利的深度報導，例如預防案件再度發生的調查報導。
蘋果日報突發中心記者呂健豪表示，報導被害者家屬一般是為了增強故事性，但有時也是接獲公司指示，一定要去挖掘隱私；而當他在報導時，則會盡量尊重家屬的意願。
不過他也表示，並非所有事件資訊曝光都是記者獲取而來，有時受當事人會主動提供新聞素材給記者，以換取曝光度，某些資深記者也會提供受害者相關的法律資源與申訴管道，發展出互利共生的模式。
精神疾病汙名化 加深刻板印象
媒體在新聞中挖掘隱私，造成當事人隱私曝光且受到二度傷害，同時也變成螢幕判官，進而審判加害者，甚至將加害者與精神疾病連結，造成大眾對精神疾病的刻板印象。《與惡》中的精神科醫生曾說，「精神患者被汙名都是你們這些媒體造成的。」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副教授詹昭能認為，民眾往往對精神疾病與犯罪之間的關係有極大的誤解，其原因有可能源自媒體對精神疾病與負面新聞的錯誤連結。他表示，其實僅少部分案件中的犯案者具有精神疾病；而事實上絕大部分精神疾病患者並不會有害人的傾向，但媒體往往在報導中特別強調犯案者的精神狀況，渲染精神疾病患者犯案可能性的誤解。
隨著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的誤解，患者與其家屬除了要承受媒體加諸的負面形象，也要面對街訪鄰居的異樣眼光。詹昭能表示，媒體從業人員應該要有專業的新聞素養，對於加害者是否具有精神相關疾病需要經過查證再加以報導。
此外，詹昭能提到，閱聽大眾在獲取報導時應該保有批判性的態度。認清媒體並非專業人士，不能憑媒體片面的報導就下結論，要多方查證相關知識。政府單位也應該加強宣導，導正媒體、閱聽眾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認知。
《與惡》圓滿完結，但新聞亂象叢生，記者侵犯當事人隱私情況頻傳，吳昇儒表示，身為記者有責任讓大眾知道真相為何，在報導中要呈現真實的面相，但如果當事人不願意被報導，媒體應該要懂得自己踩煞車，不要過度侵犯當事人隱私權。
隱私保障 新聞自由與政府管制界線
當發生較重大的社會案件時，新聞媒體往往會報導事件相關人士的資訊，造成新聞自由與隱私間的爭議。有人認為媒體應該遵守自律規範，才能避免問題發生。但站在事件當事人的角度上，王婉諭希望除了媒體自律外，政府也應該有所作為，保障當事人權益。
當新聞報導與隱私發生爭議，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暨商業同業公會（STBA）諮詢委員會主委葉大華認為，只要媒體遵守自律綱要內容，清楚知道規定紅線不去踰越，就不會出現過度消費受害情節、曝露隱私或是帶動輿論公審的問題；但她表示，會出現這些問題，是因現今媒體過度競爭，為搶提高收視率，各家新聞台24小時發布新資訊，使新聞越來越零碎化，形成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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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大華提到，過去媒體是透過權威的官方管道得到消息來源，但如今網路提供更多元的管道，如，臉書、網紅、酸民等，全都成為媒體報導的消息來源與題材，有時會造成單一案情更難以釐清。
許瓊文希望媒體能夠不再追求一時的刺激與收視，報導片段式的情緒新聞。她認為只要新聞具有價值與意義，能夠幫助社會或事件當事人，受訪者對接受採訪的抗拒也會相對減少。
而王婉諭則表示，希望媒體在報導時能夠多站在被害者的角度思考，她明白在案件發生時，社會想知道事件的原貌，但媒體急於報導案件對於事件的了解其實並無幫助，甚至可能出現許多錯誤資訊，讓當事人措手不及。
過濾並查證消息來源，而非將所有資訊公開報導，王婉諭認為這是新聞媒體應該負起的社會責任。但當媒體自律不足時，她希望NCC在針對報導真實性的部分，扮演重要角色，更強勢的去監督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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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家部門監管媒體雖會有侵犯新聞自由的爭議，但王婉諭認為新聞自由不該無限上綱，消息正確性的把關，是政府對媒體最基本的管理責任，也是對當事人最低限度的權益保障。
台灣的新聞產業過度競爭以致亂象不斷，葉大華表示，用法令或政府管制很可能會觸犯新聞自由紅線。閱聽人自覺是非常重要的，當閱聽大眾提升媒體素養，社會共同形成一股他律，讓自律不足的媒體感受到被監督的力量，才能逐漸改善媒體亂象，建立良好風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