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孕母可望解禁法規制定仍待完善

記者羅沁然、吳宗興、吳怡璇／採訪報導

衛福部於今年五月中旬預告修正《人工生殖法》，並計劃有條件開放代理孕母，引發社會廣泛討論。台灣長期在代孕合法化議題上充滿爭議，許多不孕家庭與人士寄望能透過修法打破限制，實現生育平權。然而，有女權團體認為，開放代孕可能導致弱勢女性淪為生育工具，如何確保孕母及新生兒的權利，是代孕解禁後的一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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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商業性利他原則

衛生福利部已於今年5月14日公告《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草案中包含限於非商業性的利他代理孕母合法化，試圖在滿足有生育需求的病友時，也參考社會中對代孕的反對聲音，尋求雙方立場間的平衡。草案內容僅限於無償的利他代孕，禁止孕母收取酬勞，且每位孕母一生僅能代孕一次，避免女性將代孕視為工作。而委託人資格也有限，僅限生理上無法懷孕的台灣籍配偶，包括不孕的異性夫妻、男同性伴侶，以及雙方都無法懷孕的女同性伴侶。委託人需依照規定提供孕母營養、醫療、保險、心理諮商及產後護理等必要性支出，保障孕母的基本健康及需求。

立法委員陳昭姿分享，自身為先天性子宮發育不全的患者，15歲時得知自己無法懷孕。因此，為了其他無法生育的病友，她於1996年倡議《人工生殖法》與代理孕母合法化結合，隨後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下稱：國健署）舉辦代孕生殖全國性民意調查顯示，我國逾八成民眾支持有條件開放代理孕母制度。婦女新知基金會開拓部主任陳政隆指出，推行的法案應明定契約，其中包括保障代孕者與委託者權益、代孕者有隨時終止懷孕之權利以及明定代孕胎兒、子女權益。他認為，部分保守人士質疑代孕有將子宮、嬰兒商品化的疑慮，使代理孕母修法延宕至今。

陳昭姿表示，代孕解禁後，預估將有約七千人受惠，包括四千多個男同志家庭、一千多名先天無子宮的女性，以及一千多名因病切除子宮的育齡女性。她認為，生病的人不應被剝奪養育親生子女的權力，尤其國內實行人工生殖技術已有30餘年，卻禁止子宮有問題的女性使用技術，可見此規定並不合理。

現行的《人工生殖法》雖未明面禁止代孕，卻限制生殖的受術對象只能是「不孕夫妻」，意指無法自然懷孕的異性戀配偶。陳昭姿說明，現今代理孕母接受人工生殖是違法的，最高可處50萬罰鍰，醫師也會遭受懲戒。

社會共識尚未達成

對此，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黃淑英表示，懷孕過程包含十個月的生理變化，孕母可能出現不可控的併發症狀，如罹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甚至死亡，這些風險不僅影響孕母，還可能波及其家庭及職場。因此，她認為代孕的風險無法由一紙契約完全規避，孕母的權益難以得到保障。她表示，不論政府或社會達成何種共識，她皆反對，並直言，代孕就是把懷孕期間所需承擔的風險、傷害轉嫁給他人。

「代孕並不只是單純的懷孕，而是對女性身體的全面控制。」黃淑英坦言，從懷孕到生產的十個月間，代孕者幾乎時刻承受著身體與心理壓力，她坦言，即便完全依循利他代孕的模式，仍有可能出現孕母因人情壓力而被迫接受委託人的各種要求，喪失其身體自主權。黃淑英認為，代孕相關法律一旦通過，許多弱勢女性勢必受到迫害，因其無法確保孕母在代孕過程中的身心健康，以及其身體自主權。

代理孕母議題存在正反兩方的立場，陳昭姿強調生育權的普遍性，認為每個人皆有追求養育新生子女的權利，代理孕母能幫助不孕家庭實現育兒夢想，也期望在合法情況下，給予這些家庭生育機會。黃淑英則認為，台灣社會對代理孕母認知有限，許多人僅從「幫助他人完成生育夢想」這一角度理解代理孕母，卻未考慮其中的健康風險與倫理挑戰。

文化倫理爭議影響親子關係

代孕議題不僅關係到代理孕母的權益，也涉及多層次的倫理、社會、文化和法律爭議。陳政隆表示，社會普遍對於女性的角色期待，也是代孕議題的爭議之一。他指出，代孕可能會強化女性在生育角色中的傳統定位，將女性的價值侷限於「生育工具」，加劇性別不平等的現象。

陳政隆認為，代理孕母制度還涉及子女的福祉。代孕過程中，代孕子女雖與代理孕母沒有基因上的聯繫，但在代孕過程中，孕母會與代孕子女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聯繫，如果這種情感在生產後被突然中斷，日後對孕母的心理健康恐造成難以估量的影響。

針對孩子的自我認同，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杜瑛秋認為，此議題在代理孕母爭議中也應受到討論。她指出，透過代孕方式出生的孩子，基因父母如何告知其出生的過程，以及是否會對孩子心理造成影響，在草案修法中皆需更多討論與共識。

黃淑英強調，子女應擁有安全和穩定的成長環境。然而，代理孕母所生育的子女，在身份認定及監護權方面，存在許多法律和倫理上的爭議。以英國為例，法律認定生育者為母親，但在有代理孕母制度的情況下，這類法律規範將會造成爭議，可能導致子女未來在法律地位上的不確定性。

她提到澳洲一對夫婦曾遠赴泰國尋求代理孕母協助，結果孕育出的雙胞胎中有一位罹患唐氏症，而這位患有唐氏症的孩子最終被夫婦遺棄在泰國，由代理孕母自行扶養。此案例反映委託者基於「產品化」的思維，對子女有所期待，若孩子不符預期，就可能遭委託者遺棄。

陳昭姿指出，代孕合法化能滿足不孕夫妻的需求，減少地下化操作的風險。她表示，衛服部目前提出的修法草案，以利他代孕為核心，試圖在需求與倫理之間找到平衡。此外，政府以嚴格的合約與法律規範降低對女性的剝削，保障需求方與代理孕母彼此的權益。

涉及面相廣泛確保子女權益

代理孕母可能剝削女性權益，代孕子女權益亦是代孕議題中的重要爭議。回溯《人工生殖法》初期僅開放不孕夫妻進行人工生殖，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戴瑀如表示，傳統婚姻關係下的夫妻，家庭關係較穩定，且在《民法》架構下，離婚需有法律特定事由才可解消，因此對於子女成長權益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近年，伴隨同婚合法化，社會對家庭建置可能影響子女權益的疑慮也逐漸開放，同志家庭也渴望擁有親緣關係的孩子。此次《人工生殖法》草案更納入女同配偶與單身女性做為受術對象，戴瑀如認為，兩者的共同點在於有自行分娩的能力，只需接受第三人捐精即可施行人工生殖，但這兩族群的家庭建構對於子女權益的保障仍存在不同的困難點。

在婚育一體的法律架構下，女同家庭未違反此原則，現行法規也保障同婚配偶的婚姻關係，對子女的家庭關係仍有保障。戴瑀如提及，未來子女能否接受同性作為父母，成為女同家庭的最大困難；反觀單身女性在未婚生子的情況下，不僅面臨獨自承擔婚育責任，未來子女更須接受只有母親的單親家庭。

除家庭結構問題，兒童的身世知悉權也倍受關注，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規定，法律必須保證盡可能讓兒童享有知其父母並受到父母照顧的權利。然而，我國目前的捐精／卵者採匿名制，戴瑀如談到，各國開放讓孩子成年後有權得知捐精／卵者的身分，卻可能造成捐贈者隱私權與子女身世知悉權衝突。反觀我國草案，保障捐贈者自願提供身分資訊的規定未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