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缺乏國際新聞 媒體與受眾的羅生門

閱聽眾接收新聞的習慣與方式逐漸改變。攝影/吳芳儀
記者 黃凱靖、吳芳儀/採訪報導

台灣媒體國際新聞不足、品質不佳一直是個被討論的問題。華視雖在去年五月開始進行改革,刪去了腥羶色的新聞、增加了國際新聞的比例,卻未能在收視率上取得佳績,究竟是什麼問題形成了當今的媒體環境?

編輯台的過濾操作

前國際新聞記者翁琬柔提到,在她過往的工作經歷中,所待的每一家電視媒體高層都有強烈的意願想要製作國際新聞,無奈做出來的收視率卻不見起色,甚至比腥羶色的新聞來的差。收視率和廣告收入也息息相關,為了在眾多的媒體同業中爭取到較多的廣告收入,編輯台自然會將收視率較低的國際新聞過濾掉,轉而選擇較輕鬆、收視率較高的台灣地區性新聞。

除此之外,年代新聞主播林佳璇表示,媒體業的國際組長官在選擇新進員工時,會以外語能力作為第一考量,因此這些新進同事並不一定具撰稿能力,幾乎都是進入公司後才開始從做中學,導致所寫出的國際新聞雖是正確的,稿件卻不如傳播相關科系畢業的同事成熟。因此國際新聞的稿件很容易被編輯台過濾掉,根本沒有播出、進入收視率測試的環節。

林佳璇表示,國際觀觀念非常重要。照片提供/林佳璇

除了媒體內部的問題之外,閱聽眾的選擇也是影響極大的因素。根據林佳璇過往經驗,國際新聞中閱聽眾喜歡的傾向於旅遊性的國際新聞,如:日本的家電搶購、日幣漲幅、韓國新的影劇場景等等,與閱聽眾的旅遊計畫息息相關。林佳璇認為,是「接近性」造成閱聽眾偏愛旅遊性國際新聞。

接近性除了地緣之外,更多的是指這則新聞與受眾的關聯性強度。關聯性強的旅遊性新聞自然收視率就高;關聯性弱的如聯合國新聞,收視率就低。而收視率又是影響媒體選材的第一要素,間接造就了今日的新聞環境。

林佳璇認為,台灣民眾的國際觀尚未完全內化,受眾普遍無法在閱讀國際新聞的同時,理解、聯想到這則新聞與他們的關聯性。如同中東內戰會影響到油價,中美貿易戰會影響到人民幣、美元和台幣的匯率等。

其實國際新聞與受眾的關聯非常緊密,只是受眾們還不熟悉這方面的知識,尚未養成解讀國際新聞資訊的習慣。受眾的喜好影響編輯台,編輯台又過濾了新聞呈現給觀眾,形成了惡性循環。

台灣媒體環境的弊端與困境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林鴻亦認為,台灣當今的主流媒體就像是英國的小報,媒體數量很多,可是廣告主有限,加上被網路平台分散資源,最終回到主流媒體上的獲利相較外國的主流媒體要少,造成媒體非常大的經費壓力。

在這樣的環境下,媒體沒有多餘的經費去投資特派記者海外駐點,台灣所取得的國際新聞資訊幾乎是來自於外電,沒有使國際新聞以台灣為出發點——媒體沒有一個作為國家的格調。

林鴻亦認為,無線電波屬於公共財,因此電視台應當承擔公共責任,期望它以國家為出發點製作影視、發布新聞及傳遞資訊。可惜公視除了經費有限以外,董事會的政治角力也是一大問題。雖近年來公視的影視品質有明顯的提升,但在新聞特派方面還是未來需要突破的課題。

閱聽眾的收視習慣改變

據林佳璇觀察,台灣民眾的收視模式與過去大相逕庭,已經很少人會坐在電視機前看完一節完整的新聞,所以被排在每節尾端的國際新聞更容易被錯過,因此影響國際新聞的收視率,陷入前述的惡性循環。

雖說接收國際新聞的管道不僅限於電視,閱聽眾也能在新聞網站上找到國際新聞的專欄,亦有不少的國際新聞評論網可以瀏覽。然而這些新聞還是以外國的角度看事件,並無法解決台灣媒體缺乏國際觀的問題。

閱聽眾接收新聞的習慣與方式逐漸改變。攝影/吳芳儀

為解決國際新聞的亂象,林佳璇建議從自身培養國際觀開始。現在許多學校都著手加強學生的國際觀,期待這些學生們畢業進入媒體圈工作時,就具備應有的國際常識,讓台灣未來的媒體圈能夠在這方面更加成長茁壯。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新聞組編輯郭家蓁則認為,必須要讓孩童提早接觸國際,讓他們理解到台灣在國際上的定位,並明白台灣外交方面其實長期處於弱勢,使他們能有更大的企圖心放眼世界與國際競爭,脫離舒適圈。

 

尼爾森收視率 真的有代表性嗎?

在台灣這樣一塊小土地上,卻有著上百個電視頻道,相較鄰國日本付費後也只有62個頻道。對電視台來說,收視率就是他們搶到多少關注的依據,這個數據會影響廣告主所下的廣告金額,也就是媒體的主要收入。

尼爾森是一間測量收視率的公司,由Robert F. ElderLouis F. Woodruff共同開發後出售給尼爾森公司。最早期是用來測量廣播的收聽率,它在1994年時正式進入台灣,發展至今已然成為台灣電視台收視率的指標。

尼爾森公司會不分區、隨機選取電視收視戶來放置電子數據偵測機(收視記錄器)進行測量,甚至能做到辨識當前的使用者身分與觀看時間等等詳細的數據資料。

收視率的測量可能有許多問題。攝影/黃凱靖

但是尼爾森收視率的測量有著樣本代表性不足、無法採集隨身電子設備數據的問題,這些都是尼爾森收視率的弊病。畢竟收視記錄器會紀錄下數據,許多收視戶不願提供個人隱私給尼爾森公司。而尼爾森公司對此的解決方案是會提供同意擺放數據機的電視收視戶一些「福利」,有可能是一些小數額的禮金或是其他福利品。

許多專家學者認為,尼爾森的樣本階層有可能是偏低的,它也許比較無法吸引到一些富裕或小康的收視戶來進行測量調查,專家學者認為會需要那些小禮金的往往都是一些生活較不易的中低收入戶家庭。

因此尼爾森收視率究竟是否適合作為媒體的採計重點?這是各家媒體都該深刻省思的一大問題。

新聞媒體肩負國民外交

林鴻亦指出,台灣媒體自90年代後,駐外記者這種職位形同毀滅,媒體公司普遍沒有多餘的經費去支撐特派員的職務。

台灣的外交狀況長年受對岸介入,國際地位不明朗,因此更需要一些非官方的外交形式來增加台灣的曝光率,而駐外記者就是一個相當適合的角色。駐外記者不僅能親臨現場了解狀況,甚至能有更多的機會與當地的重要官員、新聞媒體或是地方單位接觸,能夠更加深入了解該國狀況,也能提升兩國的正向交流。

林鴻亦認為媒體應該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但台灣當今的媒體並沒有將此事視為該做的事情。因為媒體也是外交的一部份,特派員這個角色,也是一種國民外交,並非要取得情報諜報等非常隱密的資訊,而是要掌握一些基本國外情勢。

台灣的新聞媒體大部分以商業形式在營運,除了營利外,應兼顧社會責任,以閱聽眾的角度出發,挑選並傳遞新聞。許多國際事件牽一髮而動全身,台灣民眾也須提升觀看國際新聞的意願,拓展國際視野,以更宏觀的角度看待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