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朱冠諭、黃雅蘭、陳怡岑、簡妤安／採訪報導
去年11月，司法院公布《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初稿，希望藉由人民參與審判的過程，建立國民對司法的信賴，同時匯集民眾多元思考的價值，使其得以直接輸入司法程序。「國民參審制度」由隨機抽選六名一般民眾，配上三名專業法官，針對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案件，共同決議出有罪的事實認定與量刑。同時，普遍大眾卻擔心由沒有法律知識的一般人擔當審判的角色，或許會發生未審先判、情緒性裁決等問題。
國民參審 法界表態
本月19日世新大學新聞學系舉辦「小世界周報公民論壇」，邀請UDN鳴人堂主編許伯崧、新北地方法院法官時瑋辰、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吳忻穎及新北市議員張維倩一同探討「國民參審制度」的利弊。
會中主持人朱冠諭引用民國105年《天下雜誌》的「台灣社會信任度」調查，民調中顯示出在普遍民眾內心，最不信任的職業排名第一竟是具專業知識與審判能力的法官，並且佐以103年的「勇夫護妻殺賊案」，說明有時社會重大案件的最終判決並不符合一般社會大眾的認知。
時瑋辰認為，國民參審制的最終理想便是，促進民間與司法單位的雙向交流，透過國民法官的親身參與和解釋，社會將對審判的結果更為了解，同時，訴訟也會因應法規訂定的審判期限，捨去不必要的程序習慣、將焦點放置於案件本身。時瑋辰強調，國民法官是一種「公民正義」的展現，國民法官參與決議罪刑時，會面臨到不同的調查結果與辯證，藉由民眾參與、透明化的審判過程，讓多元的聲音能被接納與對話，使社會更信賴於司法體系。
吳忻穎則以檢察官的角度指出，繁複的法條及法律程序將是最難跨越的障礙。根據幾次國民參審制度的模擬法庭經驗，為使國民法官理解法條和程序，一個案件要花上一天的時間處理，而法院要處理的案件量很大，全台灣並沒有那麼多司法人力和機構能支撐其所消耗的成本，這是她認為實施國民參審最需考量的問題。
其次，她提出「教育」和「媒體」是影響全民法律素質的關鍵，她認為主流媒體為了搶即時新聞，往往在案件尚處於偵查不公開階段時，轉而採訪案件主角的親友、鄰居乃至路人，因此最後呈現出來的報導內容，可能會讓大眾得到錯誤資訊，使案情被誤導為錯誤事實，進而依然影響大眾對判決結果的認知。
對此，今年剛選上議員的律師張維倩提出不同的看法，她認為法律之所以讓人戒備、不被信任，多是因為「法律是保護懂法律的人」這句話，然而法律涉及的層面很廣，法律人不可能樣樣精通，所以須由來自不同背景的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彌補職業法官的不足，使辯論在知識面與價值觀都可以更加多元。
或許人民對法律的不信任就是根於與司法太過疏離，許伯崧以「勇夫護妻殺賊案」說明，多數人認為被告是出於自衛本能，才一時失手，最後卻還是被司法起訴、判處過失致死罪，法官被大眾批評為「恐龍法官」。但若是仔細看過判決書會發現，被告被判刑的罪名是「防衛過當」，且只要過了二年緩刑期限，便不會留有案底。最後，許伯崧總結，國民參審制的重點就在於讓大眾可以更了解判決。
輿論轉向 誰將受害
未來台灣若通過《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並正式施行，除少年刑事案件和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案件，只要犯下最輕本刑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故意犯罪致人於死，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第一審就須由六名國民法官及三名專業法官參與審判。各界雖樂見實施國民參審制後能夠凝聚多元民意，卻也對讓一般國民為司法判決背書，可能也會衍生許多問題有待解決。
吳忻穎提出，未來國民法官可能會面臨現在職業法官所必須承擔的輿論問題。她分享，《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公布後，全台各縣市已有舉辦多場模擬法庭試驗，利用先前已由職業法官結案的案件，讓國民法官在模擬法庭中討論得出共識，多與原來的判決差異不大，甚至有判得更輕的，反而違背了社會大眾對於從重量刑的期待。
對於上述情況，吳忻穎進一步分析，一般民眾只透過社群網站和媒體接收片面資訊，憑著一股正義感，容易對被告懷有仇恨心態，因而期望法官能判重一點，但是國民法官在讀過案件相關的起訴卷證後，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思考。如此一來，國民法官的判決結果若是與社會的期待不符，容易把國民法官推向輿論，就如同現在的職業法官常被汙名化為「恐龍法官」。
對此，張維倩補充，因為每個人對判決的期望都不同，所以恐龍法官的爭議不可能徹底消失，因此，每個人也應提升自己的思辨能力，不要人云亦云，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最後，許伯崧呼籲，媒體應確實做好事實查核，再對刑事案件進行報導，不該讓民眾對司法判決有偏頗的期待，否則，最終判決結果與社會的期待不符，往往都是法官在承擔輿論壓力，未來恐怕還會出現「國民法官變恐龍了」的說法。
法律價值 成本隱憂
國民參審制在實施上，面臨許多的挑戰，不只需要擔心國民法官是否能跨越法律鴻溝，也還有許多關於設備、人事、行政上的考量。對於被告來說，訴訟的前置作業有可能因為國民法官人選的遴選，而須負擔更大的金錢壓力。
如若國民參審制正式上路，為了合乎增加的六名國民法官位置調配，時瑋辰提出，每間法院都需要將原有的法庭，擴大為可容納九名法官的大法庭；再加上行前的公文、通知書與受邀參與審判的民眾補貼，將會是一筆為數可觀的國家預算。但他補充，這筆資金乍聽之下非常龐大，但其實在國家整體規畫中並不算多，重要的是，在這之間所隱含的外部成本。
張維倩說明，國民參審制為了剔除可能行為或思想偏激的民眾，會在事前招開團體訊問，並針對個人再招開一次分別訊問，而這期間，都需要由被告支付辯護律師更多的顧問費，將會增加原本一至二倍的費用。而撇除金錢考量，因為庭審必須集中在三天內給出判決，因此若出現新的癥結點時，可能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偵辦新的證據。
再回歸至法院中，如若要推行國民參審制度，為了應付龐雜的行政問題，需要從新編列員額人數，但因目前司法人員不足，因此時瑋辰認為國民法官的推行，將會有一段過渡期。而吳忻穎則是擔心，當大家都將焦點注目於大案件時，會不會因而壓縮到小案件的審理，也值得考量。
而司法界一致的表態是，雖然很認同「讓民意接近司法審判」的價值，但在實行層面上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克服。吳忻穎指出，目前舉辦過的模擬法庭都是用已經審理結束的案件，當面對到全新的案件時，讓國民法官去對決律師的焦土戰略，從最初的罪刑認定到最後的量刑，很難在目前法定的三天內結束。
「制度面的討論雖然必要，但重點是司法界有這份理想。」時瑋辰認為，制度可以慢慢修正，但必須肯定，藉由「國民參審制」使司法廣納民意的這個目標。張維倩則提出，司法院不必輕重失衡而急於一時，應先進行相關的實證調查，重要的是如何將意見更多元的融合、審判更加的透明，因為法律不只是法律人的法律價值，應是全民的法律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