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心聲:難忍 作家貝嶺談異鄉寫作 – 1813期

「流亡,讓作家迅速到一個自己無足輕重的地方,但對作家來說,卻是最難忍受的。」通識中心於周三中午十二時,在A201會議室舉辦通識講座,這樣的開場白,道盡了作家貝嶺十多年的流亡心聲。 貝嶺認為,二十世紀最後一個流亡文學高潮,是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造成了中國大陸作家的流亡和流亡文學興起。若沒有「六四」,包括他在內的作家,不會選擇留在西方,那是「痛定思痛、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心境寫照。流亡,是個很政治化、但超越政治層面的名詞,代表著必須一個人離鄉背井,克服種族、語言隔閡,在異鄉孤軍奮戰。 貝嶺表示,曾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算是流亡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為了反抗共產政權而出走,定居法國,以十多年的時間,達成在中國大陸一輩子也做不到的成就,並聲稱只要共產制度在大陸一天,他就一天不回去。 四年前,一直待在中國的貝嶺,因為要緩和中美兩國的關係,而被當成籌碼遣送回美國。獲得自由,卻也付出被放逐出國的代價。他認為,鄉願本就是不可救藥的一廂情願,戀鄉的腳步,不會因為路途充滿荊棘而有一絲猶豫。但既然已選擇流亡這條不歸路,貝嶺心中沒有後悔,他堅信,在自己有生之年,他的詩和更多作家的作品,一定能在北京的天空下,大聲且自由的朗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