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謝安、林旻臻、陳柔樺／採訪報導
周一早晨，上班族王小姐手拿喝完的咖啡杯，繞了三個路口才找到垃圾桶，「以前轉個彎就有，現在簡直像尋寶」，她無奈地說。這樣的經歷，已成為台北市民的日常。
台北市行人專用清潔箱數量經歷多次變化。疫情期間，為避免民眾棄置口罩導致病毒傳播，下令拆除600餘組。隨著疫情落幕，雖恢復至疫情前的2000組，卻引來多方論戰。
從無到有 清潔箱的過去20年
1996年，台北市實施「垃圾不落地」政策，除了定時定點清運家戶垃圾外，環保署開始在台北市人行道設置清潔箱。在郝龍斌任內，設置近3000個行人清潔箱，但款式不一，規定尚未完善。
直到2015年台北市環保局發布《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行人專用清潔箱設置及管理作業要點》，明確規範設立目的及地點。同時統一外觀設計，並新增「資源回收箱」為二個一組，成為現今街頭的「微笑清潔箱」，並有滑軌設計方便清潔人員作業。
違規使用 清潔箱反變垃圾山
行人專用清潔箱，雖用意在方便行人丟棄垃圾，但作為公共財，使用仍需依靠市民公德心。因隨著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實施，有民眾為貪小便宜或趕不上垃圾車，選擇將家中垃圾、資源垃圾、廚餘及巨大垃圾丟入行人清潔箱或棄置一旁，當清潔人員收運頻率趕不上違規投入速度，清潔箱設置點往往淪為「垃圾山」。
中山區行仁里的榮星花園公園，在2023年曾躍居違規投入取締榜首，除了遊客投入的瓶罐垃圾外，常見打包好的家用垃圾、裡頭有果皮與廚餘，甚至出現紙箱堆疊在清潔箱側邊。據當地清潔人員透露，一個設點一天會清運一到六次，但巡查間隙仍有違規投入，導致清潔箱爆滿，破壞市容、產生衛生疑慮，夜間更為明顯。
增設、減少 是選擇題還是申論題
清潔箱的增設與否，在歷屆市府的政策差異下，已然演變成一個政治議題，二派說法各有擁護者。部分市民質疑清潔箱引來髒亂，反對增設；另一派則認為，撤除清潔箱造成不便，民眾出外沒有地方丟垃圾，恐不利觀光發展。
根據台北市資料大平台公開資料顯示，目前北市境內共有1930組清潔箱，其中又以大同區分布最為密集，平均每平方公里約有35個清潔箱。相較之下，士林區雖擁有全市最多的清潔箱數量，但因其幅員遼闊，清潔箱實際分布較為稀疏，每平方公里的清潔箱數量僅略高於北投區。
目前行仁里僅剩榮星花園內三組清潔箱，行仁里里長陳德賢分享，早期里內五常街曾設有清潔箱，但僅一個早上便會爆滿，「我為了讓周遭的人感覺這裡不是垃圾堆，所以我就把它撤掉了，已經撤掉幾十年了」。針對里內僅剩的清潔箱曾名列取締首位一事，陳德賢認為，雖然民眾違規投入家戶垃圾的情況無法完全杜絕，但至少垃圾還是進入了清潔箱，總比直接亂丟在街上好。許凱鈞也表示，環保局過去曾試辦縮小清潔箱孔洞，但違規行為並未因此減少，民眾只是改為丟棄在清潔箱旁，問題依然存在。
台北市議員詹為元則擔心這種做法趨向消極，無法從根本解決。他強調，清潔箱是增加民眾的便利性，市民反對增設清潔箱，並不代表他們不需要垃圾桶，而是擔心環境變髒亂。因此，與其被動接受違規行為，不如跳脫「增」與「減」的單一思考。一方面藉由提升罰鍰等增加民眾違規成本，一方面在維持現有量的情況下，改變垃圾桶形式或丟棄方式，借鑑國外做法，結合科技降低民眾違規行為。
「源頭垃圾量有減少，末端相對的處理會降低」，環保局資深專員陳浩彰聚焦於源頭垃圾，從店家不主動提供塑膠袋到不提供一次性餐具，將垃圾減量比做鎖螺絲，藉由限塑政策逐步改善源頭問題。
清潔箱的存廢反映城市治理兩難，簡單增設或減少都難以一勞永逸。長遠來看，改善不僅取決於硬體配置，更依賴市民環保意識提升，在追求都市便利與環境永續的平衡點上，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的二選一，而是需要政策端與市民共同努力。
日本國情差異 政策效仿難行
垃圾管理不只是台北市的難題，過去許多國際城市也曾面臨類似課題，而各國也逐步發展出各具特色的垃圾管理方式。就以鄰近的國家日本為例，日本主要採取「社區集中投放點」與「定時收運」相結合的模式，要求住戶嚴格依照垃圾分類規範，在規定的日期與時間內，將垃圾放置於區域指定地點，且不同行政區域會有不同的垃圾處理方式與收運時間，管理層級甚至可從市、町、村，細化至丁目或街區。
日本針對一般家用垃圾的分類也極為細緻，通常分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塑膠製品」以及「寶特瓶」、「鐵鋁罐」等多種項目，每類垃圾的收集日期和地點也都有明確規範。現居日本名古屋的台灣交換生徐偉哲分享他的觀察，「在名古屋，幾乎沒有路邊垃圾桶，唯一常見的是回收寶特瓶的設施。」他補充說明，這類寶特瓶回收箱大約有三成，是作為飲料販賣機的附屬設施提供使用。另外，日本多數的公寓社區普遍設有專門的垃圾回收區，住戶需按照不同垃圾的收集日期進行分類投放，各地方政府也會要求民眾使用指定的垃圾袋，不同縣市的垃圾袋與規範亦不盡相同，部分公寓甚至會有額外的細部規定。
相比之下，台灣雖已實行垃圾分類政策多年，也推動「垃圾不落地」，希望藉此效仿日本，讓民眾將隨身垃圾帶回家中處理，減少大眾對於公共清潔箱的依賴，但受限於兩國國情差異，台灣民眾垃圾分類的執行力與回收習慣仍與日本存在落差。根據隨機訪問的北市清潔人員表示，「北市的垃圾清運服務過於完善，即便民眾隨意棄置垃圾，仍有清潔人員負責處理，導致民眾普遍缺乏環保意識，也未重視違規問題。」
由於現行法規對於移動式攝影機的使用有所限制，台灣在取締行人違規棄置垃圾的行為時，需兼顧個人隱私，使取締的攝影設備難以全面應用，僅能針對違規率較高的地點與慣犯進行監控，透過分析其出沒時間與頻率，安排實地執法，提升稽查成效。除此之外，則是依賴巡邏人員或民眾舉報機制來輔助執法，期望改善亂丟垃圾的情況。
智慧垃圾桶解決時間困境 市民自覺才能維護清潔
在台北市，除部分民眾因貪小便宜而違規棄置垃圾，也有不少人因無法配合垃圾車的固定收運時間，選擇將家用垃圾投入路邊行人清潔箱，造成環境管理上的困擾。
為了改善這樣的情形，台北市政府於2018年7月至12月，與資訊局及環保局合作，依據「臺北市智慧城市產業場域實驗試辦計畫」，推出iTrash智慧垃圾桶服務站（簡稱iTrash）。提供24小時一般垃圾與回收物投放服務，在部分據點還設立廚餘收集功能，並結合悠遊卡支付，依照垃圾重量計費。
iTrash執行長劉涵宇表示，希望透過系統來推廣民眾「對自己產出的垃圾負責任」的觀念，並採用重量計費模式，實現更公平的垃圾處理機制。以一般垃圾為例， 0.2 公斤以下收費 2 元，0.2至0.5公斤為6元，超過0.5公斤後，每增加0.5公斤需額外支付6元。此外，與傳統垃圾清運方式不同，民眾丟垃圾時，無需採用政府規定的專用垃圾袋。
目前全台的iTrash共有 15 台，但大多集中於台北市內湖區。設置標準為，周圍 200 至 500 公尺範圍內有超過 200 戶居民，或是社區每日垃圾量達 200 公斤，即可申請設置。劉涵宇表示，現行推動面臨的主要問題為，高昂的運營成本，除了需要負擔場地費與電費外，垃圾處理的費用也是一大負擔。還有儘管其他地區的民眾有意申請安裝，但由於空間條件限制，也未能如願設立。此外，劉涵宇指出，近年來與政府單位合作申請場地的過程，也越來越艱難。
劉涵宇認為，iTrash是補強目前台北市的垃圾處理政策，尤其對於那些無法與垃圾車收運時間配合的民眾來說，提供了便捷的垃圾投放選項，但她也強調iTrash並未根本解決所有問題。對此，許凱鈞也指出，iTrash的推出主要是為了提升便利性，但對於那些貪圖便宜、不願遵守規定的民眾而言，並無法完全杜絕違規行為。
民眾亂丟家用垃圾到清潔箱的問題，不僅僅是依賴科技或政策的改變，更需要每位市民自覺參與，並將家用垃圾妥善處理，避免將其隨意丟棄於公共空間，只有在每個人都遵守的情況下，才能讓環境變得更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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