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曾SY / 採訪報導
穿著破舊的上衣，鋪上一片纖薄紙板，睡在台北艋舺公園。自今年六月出獄後，姚先生白天四處奔波打零工；晚上則偶爾浪跡街頭，過著過渡性無家的生活。
51歲的姚先生是澎湖人，曾任職公車司機十餘年，自2002年起成為保全人員。由於嗜酒的緣故，他騎機車時被警方檢測驗出血液酒精含量超標，遭處罰鍰。無力支付下，他選擇服刑兩個多月，並於今年六月出獄。
十月的台北夜空，下著微微細雨。艋舺公園裡，他與其他無家遊民一樣，準備好睡覺用的紙板，還有一、兩個裝著工衣和一些裝有撿拾廢棄物資的袋子。
「這邊撿到兩件新的，包裝還沒拆，你拿去吧。」姚先生有意送贈工作場所拾到的衣物，給來訪的記者。
姚先生說，服刑期滿重返社會後，開始在回收場、建築工地打零工，領取每日約1,200元台幣的薪資。他的工作環境除了塵土飛揚外，多數時間也需在戶外日曬雨淋。
「我們流的汗啊，你很難想像。我們其實曬得都跟黑炭一樣。」這番形容，也反映在姚先生的黝黑肌膚上。
有工作為何還淪落街頭，像是半個遊民？引人好奇。原來姚先生在蘆洲租屋，但因上班通勤路途遙遠，加上屋內狹窄和悶熱，寧願露宿街頭。
晚上九點，是艋舺公園管理單位允許街友躺下休息的時段。 「我明天五點多就要起來去上班，我要睡了。」姚先生以這句話向來訪的記者道別，為翌日的辛勞工作充分休息。
長途跋涉做粗工 姚：我只是想生存
隔日，姚先生接到家居改建零工的機會，長途跋涉前往台北市內湖區潭美街。工作現場的電鑽聲響刺耳，拆卸下的瓷磚使整個空間塵土飛揚。由於公司沒有提供專業護具，姚先生只能戴上普通口罩作保護。
穿著普通鞋子、脫掉上衣，姚先生不斷彎腰再起身，搬動廢料與瓷磚，一包又一包，一堆又一堆。在他的背部與臉上，隱約理解「很難想像的汗水」的箇中滋味。
姚先生說，自己符合領取社會援助或補助的資格，但他不願申請，寧願自己打工，「我只是想生存而已」。
嗜賭賣房妻離子散 姚：不知如何彌補妻兒
工作一整天後，姚先生讓來訪記者一同回租屋處。在乘坐公車回蘆洲的路上，當問及他兒子與妻子的近況時，氣氛突然變得有點沉寂。
姚先生說，來台灣本島前，在澎湖與越南籍的妻子結婚，並生下一名兒子。他們當年有自己的房子，家庭和睦美好。但因為自己嗜賭，欠下一筆賭債，無力償還，最終將房子變賣。
「我以前都是好幾千、好幾萬那樣買下去的，這樣一天一天，就輸掉好幾百萬。」姚先生述說著自己嗜賭的荒唐。對於妻兒的近況，姚先生回應變得低沉。他曾親自照顧過兒子五、六年，但自十年前與妻子離婚後，就與妻兒失聯至今。
想念妻兒嗎？有想過如何彌補？姚先生回應：「這個就不要提了！當然，我是很想他（兒子），但我不知道怎麼辦，怎麼去彌補他們。」
車廂突然瀰漫著一股沉寂，姚先生的表情帶著一點沉思、一絲想念，再加上一點對兒子與老婆現況的有口難言。
不到兩坪「蝸居」 悶熱簡陋僅容一人
走進姚先生位於蘆洲的「蝸居」，那裡只有不到兩坪的居住空間，狹窄、混亂、悶熱與簡陋，這是姚先生以每個月三千多元租下來的「蝸居」。
房裡面除了放最基本的冰箱、電視、和衣櫃，以及一些雜物，便再無走動的空間。這個地方，與香港低收入者的「籠屋」或「棺材房」相似，只能剛好容納一人。
結束一整天的工作後，姚先生暫時脫離半遊民的身分，脫下上衣，很快進入夢境。
善心人士發紅包 提供街友生活物資
除了姚先生的故事外，台灣還有許許多多擁有相近生活經歷的遊民。這些街友，往往有許多有愛心的人會主動協助他們。同樣住在艋舺公園的徐華傑先生表示，偶爾會有善心人士，主動協助他們，到此發便當。在重要節日，更會發紅包、衣物等物資，讓街友感到暖心。
行政院性別平等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18年為止，台灣各地的「受理報案或查報遊民處理人數」達5,164人，至於全國被列冊的遊民，則約有2,600人。
對於街友可能造成環境的髒亂，散發惡臭，以及濫用社會福利資源的質疑，經常與遊民互動的潘先生說，他們淪落街頭「也是迫不得已」。潘先生希望民眾給予更多的諒解與支持，並給予他們時間和空間，重返社會的正常生活。
台北街友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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