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持續升溫 韓向WTO控日歧視

韓控訴日本對其採取歧視性措施,使這場貿易戰越演越烈。資料來源:Pixabay、製圖/鄭妤安
記者 黃薇、鄭妤安、賴禹丞、邱芃睿/採訪報導

日本與韓國因二次大戰徵用工賠償爭議開啟兩國間的貿易戰,由於日方對於韓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感到不滿,因此隨後限制三項關鍵電子原料出口韓國,並將韓國踢出安全和貿易友善國家的白名單之外。韓國則同樣把日本從白名單中移除,並拒絕續簽《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GSOMIA》作為反擊。兩國僵持不下,讓外界好奇這場貿易戰的最終去向。

貿易戰的初步影響

韓國最高法院去年年底針對二次大戰徵用工訴訟爭議做出判決,日本企業需向二次大戰徵用工進行個別賠償。在判決出爐的第一時間,日本外務大臣河野太郎隨即和韓國駐日大使李洙勛召開記者會,表達對判決結果的不滿。

日方主張徵用工賠償問題已於西元1965年《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中最終且完全地解決,因此拒絕賠償。

《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日韓兩國於1965年6月22日簽訂,又稱《日韓關於解決對日財產請求權和經濟合作的協定》,該協定內容提到「兩國和國民的財産、權利、利益和索賠權相關問題已得到完全且最終解決」。 

資料來源/日經中文網

韓國此次判決引起日本的不滿,日本經濟產業省於今年7月1日宣布,自74日起對出口至韓國的含氟聚醯亞胺(Fluorine Polyimide)、光阻劑(Resist)及蝕刻氣體(EtchingGas)等三項關鍵電子原料加強管制。

這三項分別是OLED面板與半導體製作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且由於日本在全球握有70%至90%的高市占率,全球的半導體業可以說是相當依賴日本提供原料。

對此,中華經濟研究院WTORTA中心副執行長李淳表示,以光阻劑為例,韓國從全世界進口的比重中有42%來自日本,近乎一半的比例,顯示韓國在光阻劑方面極度仰賴日本。

南韓對日本企業3項半導體關鍵原料的依賴程度。資料來源/中央社、製圖/鄭妤安

貿易戰尚未開打前,韓國享有出口簡化待遇,加強管制後,出口產品需向日本政府申請許可。申請時,需詳細說明使用目的及方法,並承諾相關原料絕不用在軍事武器上。

過程可能需要耗時長達90天的審核,儘管韓國嘗試國產以降低對日本的依賴性,但在品質及穩定性上日本占有相當大的優勢,李淳認為,韓國對電子原料的需求度極高,國產製造的量可能不夠國內使用,因此仍需向日本進口。

根據2018年韓國貿易協會的數據,南韓對日本材料和零組件依賴程度,其中依賴程度最高的是化學工業。                                  資料來源/科技產業資訊室、製圖/鄭妤安

歧視性措施?保護國家? 

日本加強出口管制的69天後,韓國於今年911日正式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申訴,認為日本此舉是出於「政治動機」,為針對韓國而採取的歧視性措施,也表示這種行為沒有正當性及合理性。

然而反觀日本立場,調整對韓國的貿易措施為加強國家安全的審查,防止韓國透過貿易或技術轉讓,將原料運給北韓作為軍事用途。

據自自由時報報導,日本經濟部門指出,根據《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第21條的國家安全例外條款規定,在涉及直接或間接販賣武器、彈藥、戰爭物資與軍用之其他物品的情況下,締約國可為保護國家安全與保障重大利益,採取必要措施。由此可猜測,日本可能會以保護國家安全的立場作為申辯。

韓控訴日本對其採取歧視性措施,使這場貿易戰越演越烈。圖片來源/Pixabay、製圖/鄭妤安
貿易戰對韓半導體產業的影響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劉佩真表示,日韓貿易戰對於韓國DRAM產業(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影響而言,儘管2019年第三季上旬DRAM現貨價因日韓貿易戰所導致的恐慌性買盤促使其呈現反彈,但第三季合約價跌幅至少達一成,最主要是現貨市場規模小,無法有效去化原廠的高庫存。

加上終端需求仍疲弱的緣故,若爾後日韓貿易摩擦再次擴大,則恐衝擊終端產品的出貨。畢竟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環環相扣,且記憶體應用範圍廣泛,韓國的DRAM在全球市占率也高於七成,若無法順利生產,必將對處於新品齊發的智慧型手機、個人電腦(PC)、消費性電子、汽車等終端產品出貨帶來衝擊,連帶影響韓國、日本乃至於全球產業鏈的景氣。

而對於台廠可能因日韓貿易戰受惠的說法,李淳表示,短期內台灣的確可能受惠於轉單效應,但韓國為全世界DRAM主要供應國之一,台灣的電腦、手機代工業都會使用到,一旦韓國DRAM出現供應鏈不穩、價格上漲的情況,台灣的電子代工業反而會成為受害者。

 

韓盼提高自產率以達去日本化

劉佩真認為,不論未來日韓貿易戰是否能順利落幕,韓國對於半導體關鍵材料、設備供應鏈自主化的動作將加速運作,畢竟西元2017年韓國半導體材料自產率僅有50.3%,且在光刻液、高純度氟化氫產量趨近於零,此局面易被供應商所控制。

故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於今年73日決定對半導體材料、零部件、設備研發投入六兆韓圜,以因應中長期韓國在關鍵上游供應鏈的建置,計畫西元2022年將韓國半導體材料自產率提高至70%,甚至在西元2030年韓國所設定的系統半導體策略及願景政策中,韓國本土知名科技大廠三星(Samsung)將首要進行材料零組件的去日本化。

對台灣而言,針對半導體關鍵支援產業,我國現階段國產化比例也不高,顯然日韓貿易戰帶給國內發展半導體關鍵材料、設備重要性的啟示,尤其是材料市場幾乎由日本企業壟斷,高階加工設備供應商主要為荷蘭、日本、美國企業,因而台灣半導體業有必要強化半導體周邊支援行業自有化的發展,同時長期應逐步降低對單一供應商或者單一地區供應商的依賴。

 

徵用工爭議

貿易戰的主因要回溯到日韓過去的歷史糾紛。西元19101945年,為朝鮮半島受日本殖民期間,韓國青壯年勞動力大舉被日本政府徵召,分配在各個單位用以補充勞動力的不足。除了此次引發日韓貿易戰的「徵用工爭議」,婦女受徵用為軍隊提供性服務的「慰安婦」也包括在其中。

韓國徵用勞工受日本政府不合理對待,成為具爭議性的歷史問題。圖片來源/unsplash
劉德海認為,日韓貿易戰雙方如同夫妻吵架,各說各話,難辯對錯。攝影:陳佳妮

當時日本軍政府不僅向殖民地民衆招兵買馬,日商私人企業還強行雇用80萬名韓籍徵用工,這段期間不知情的勞工誤以爲是獲得寶貴的工作機會,實際上卻是落入今日被稱為「求職陷阱」的招募騙局之中而渾然不知。

當時徵召文宣多宣稱招募「洗衣工、礦工、農工等」,但事實上是從殖民國家掠奪勞動力,以非人道的方式管理這群名義上的受雇者。

數十萬青年漫無天日的進行苦力工作,絕大多數人有去無回。這樣的舉動在當時不僅傷害韓國家庭,至今更成爲受害者以及家屬永遠的痛。

西元1945年,二戰後結束後,日本與韓國政府建交。當時韓國政府由保守派領導人朴正熙(朴槿惠之父)領導,於西元1965年與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簽署《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協定。

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劉德海表示,以日本角度來看,這項協定為兩國約定以大約六億美元的援助金「最終且完全解決」日本與韓國之間的問題,其中包括徵用工的賠償。

但從韓國的角度來說,當時的賠償只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協議,民間私人企業並未真正獲得該有的賠償。自此之後,日本拒絕承認軍國主義時期,因發起戰爭後對殖民國家所造成的損失。

後續面對的求償請求,形式上多以民間機構的名義,提供開發中國家金援抑或成立民間基金會(如慰安婦女基金會)協助受害者。

 

兩國民意成貿易戰未來決策關鍵

以第三者的角度看,日韓之間的問題如同夫妻吵架,各有各的道理,難以爭辯對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韓國是受害者,多名勞工在過去受日本殖民政府不合理對待,而在事件結束後,不管是「慰安婦」或「徵用工」的爭議問題,日本道歉以及賠償的態度始終讓韓國感受不到誠意。

台灣智庫主任董思齊認為兩國由下而上民意壓力是領導人的決策關鍵。攝影/賴禹丞

但從現今日本的角度看,這些都已是過去式,經過數次道歉,也付了高額的賠償金。不論韓國是自由派政府還是保守派,一樣都代表韓國,必須遵守已經達成的協議。

台灣智庫中心主任董思齊認為,韓國與日本兩國目前皆為民主國家,必須要符合由下而上的民意問題。特別是總統文在寅政治權力的取得是建立在進步派取向之下。進步派認為,韓國的轉型正義並不全面,包括過去日本殖民爭議至今的問題。

韓國交換生明李秀表示,貿易戰展開之前,到日本觀光的韓國人很多。貿易戰開打後,韓國人民不願意到日本觀光,且拒買日貨、拒用日本商品。

這樣的的反日情緒來自日本長期對歷史爭議不誠懇道歉的態度。雖然如何面對貿易戰最終的決策者是政府,但由下而上的民意壓力,也是韓國政府無法配合日本要求的重要因素。

日本政府也因民意支持,更加有恃無恐地對韓國採取經貿制裁,包括三項半導體原料的出口管制,以及將韓國踢出白名單。由此可知,民意取向為何,已變成兩國政府如何面對貿易戰的方向。

根據日經評論的民意調查中顯示,日本民眾多數支持日本政府對韓國實施出口管制。資料來源/日經亞洲評論、製圖/鄭妤安

 

日韓貿易戰爭與中美貿易戰最大的不同為,中美貿易戰是運用增加關稅來打壓對方經濟,雙方有失有得。而日本對韓國的貿易制裁,是以非關稅的行政方式打擊韓國,但日方在中間也並未獲取利益。

董思齊表示,日韓貿易戰是否長期化要看對雙方經濟受打擊的程度。短期來看,貿易戰對日本的壓力小,對韓國的衝擊大。但雙方狀態會隨著時間改變,韓國受到打擊的期間,在進出口方面會有轉型跟應對。

日本卻有可能因為與韓國交易減少的影響,造成內部經濟的壓力。而兩國之後的經濟狀況表現,將會決定貿易戰是否長期化的因素。

日韓貿易戰背後反映了歷史的衝突、民間對事件的觀感以及國際政治的判斷。若韓國與日本的共同目標皆是維護東北亞的安定,雙方需進行更多次的溝通,試圖找取平衡點來面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