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報導】文史工作者力保先嗇宮牆面 花磚再生重現曙光
記者 蕭宇軒／採訪報導
台灣經歷日本殖民統治，同時也帶來文化，在日治時期傳入台灣的花磚，就是其一。位於三重的先嗇宮，曾也被花磚研究者譽為「台灣廟宇僅存的最大面花磚牆」。一名竹科工程師徐嘉彬，為了讓花磚不只流於被緬懷的文化，致力於搶救花磚，進而成立花磚博物館。他20多年蒐集近6千片的花磚，希望能夠讓民眾、全世界看見花磚的美。
花磚在世界各國皆有它的蹤影，在歐洲稱為維多利亞磚，日本稱馬約利卡瓷磚，在新加坡則稱作娘惹磚。花磚從1915年到1935年之間傳入台灣，一部分從日本進口，客製符合台灣民情的花磚，另一部分則是由台灣本地的師傅手工製作而成，使得台灣花磚展現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文化特色。
花磚從雕製、上釉都必須人工製成，導致製作一片花磚的成本所費不貲，因此，除了裝飾外，花磚同時也象徵具有身分、地位有錢人家專屬的配飾。
不再只能緬懷花磚 改造老屋成立博物館
本身修習機械，目前在竹科工作的徐嘉彬，2018年在嘉義改造一間日治時期的老屋，成立「花磚博物館」。提及迷戀花磚的起緣，徐嘉彬表示，學生時代和同學愛好古建築，並透過拍照將它紀錄下來 。在某次偶然的情況下，意外發現花磚文化的存在。但也因為花磚文化並不普及，導致自己並不了解花磚，直到後來，徐嘉彬透過調查文獻，他才發覺，花磚是可以跟世界連結的文化。
「每一棟建築的花磚都很漂亮，但過幾年回頭看，花磚居然不見了，其實還蠻悲哀的。」之所以會成立花磚博物館，徐嘉彬說，看著要被拆除的老房子，他很希望能夠將花磚建築保留下來，卻無法買下一整棟建築保存花磚，因此只能切割牆上的花磚保存。徐嘉彬一做就做了20年，共修復6千片的花磚。
根據花磚博物館導覽說明，花磚搶救工程每次都需耗費70萬不等的費用。除了金錢、勞力花費，最大問題在於屋主、政府是否願意讓搶救團隊拆回花磚。徐嘉彬說明，經濟起飛、都市更新，都讓老建築加速消失，搶救花磚的難度也提升。不僅屋主不願意等待，以至改建或拆遷之工期延長，許多民眾也不了解花磚的價值。
「花磚保存目前狀況不佳 ，經濟變好地價就變貴，老屋成為首當其衝被拆除的標的。」談到未來展望，他認為，文化形成的過程非常冗長，自己保存花磚20年成立一家博物館，未來10年則希望文化能夠深根。徐嘉彬解釋，文化應跟著時代往前走，跟匠師合作如何把花磚再製，與各種台灣文化結合續下去，讓花磚在當代重生，而不只是緬懷。
現存最大花磚牆廟宇 廟方、史學者極力保存
在大台北地區，擁有花磚的建築物數量所剩不多，根據徐嘉彬說法，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是新北市三重區先嗇宮，以及深坑黃家住宅、台北賓館以及台北故事館等地。
先嗇宮導覽志工黃小姐表示，先嗇宮過去因為淹水，曾兩度遷廟，直到遷移至現址，在日治時代為了整修廟宇，因此以「對場作」的方式，讓兩派師傅同時進行廟宇整建工程，也因為這面花磚牆以及廟內建築，讓先嗇宮除了是宗教場所，也具有歷史建築的研究價值，讓許多學者及三重當地成立文史協會。
三重埔文史協會成員，同時身兼先嗇宮管委會監事的洪希賢表示，「對場作」是先民智慧的施工方式展現，透過邀請兩派匠師，以左右分場方式較勁。洪希賢說明，「對場作」能夠營造雙方競技的氛圍，讓雙方均有不服輸的心態，更加認真施工，並形成不對稱的精美建築裝飾藝術，當時也在先嗇宮施作兩邊不同的對場作花磚牆。
徐嘉彬指出，先嗇宮迄今已200多年，理應不會有花磚，而是於日治時期重新整建時所黏貼。徐嘉彬強調，先嗇宮是三重、蘆洲區的信仰中心，故讓當時修建廟宇的師父加蓋符合時代潮流、顯示地位的花磚。他認為，花是人民與神明的媒介，因此蓋廟的花磚皆使用花的圖形，現今先嗇宮留有大面積的花磚，是北部最值得觀賞的花磚建築。
洪希賢提到，在日治時期花磚為新潮建築的構件之一，但當年廟方並未留下任何紀錄。他解釋，先嗇宮在入口護龍牆處採用花磚，象徵當時花磚在台灣十分風靡，許多權貴家族，以及地方大廟，都以花磚來裝飾門面，因此作為三重大廟的先嗇宮，固然少不了花磚。
據徐嘉彬指出，先嗇宮作為台灣保存花牆最具特色的廟宇，不單是倚靠文史工作者的努力，洪希賢表示，先嗇宮董事長李乾龍也要求務必維護保存花牆，希望後人透過認識傳統技藝，更加重視先人所留的智慧遺產。
「功利抬頭加上政府文化部門的不重視，許多傳統建築遭受拆除破壞。」洪希賢坦言，政府應更加重視對花磚的保存，若不是一群花磚愛好者，努力搶救保存，否則台灣的花磚很難重見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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