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陳妍蒨、林羿蓉／採訪報導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小世界公民論壇《台灣罷工預告期，勞資談判鴻溝？》於10月23日落幕。邀請產官學代表剖析台灣勞權現況，透過罷工預告期、勞資對談等議題討論，吸取各方意見及法律層面探討，尋求改善台灣勞資問題方針。
論壇邀請新北市勞工局專門委員胡華泰、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秘書長楊靜儀、全國總工會顧問林俊輝、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分享各立場之建議，並提出改善想法。
「罷工」為現今勞資角力下的一種制衡手段，從華航罷工引起公會、消基會等組織提議修法設置「罷工預告期」，到長榮罷工引發民怨與政府的高度關切、介入，一再證明現行台灣法律早已不符時宜。
勞資爭議絕非僅牽扯於雙方利害關係，更會影響到社會權衡利益、勞資和諧等議題。藉此，論壇邀請各界與談人進行討論，期望找尋真正合宜的勞資雙方保障方法。
林佳和提出，台灣其實並不適用罷工預告期。工會在台灣企業體系下相對弱小，沒有設立禁止替代工作之法規，等同於資方能輕易遞補空缺，預告期的設立將會更削弱勞方影響力道。
「扁政府時期的三次草案，直到馬政府第四次修訂，討論超過十年決定台灣不要有預告期，這都是長遠衡量權益得失的結果。」林佳和說明，現行台灣法律並無完整保障勞資雙方權益，仍有許多限制與漏洞需要修改。
林俊輝認為，罷工行動對勞方來說需要極大的勇氣，資方壓力與家庭經濟考量等問題，都是勞方在爭取權益時的一大罩門，預告期的出現，會更加重勞方權益的受損。
楊靜儀則表示同意設立罷工預告期，突如其來的罷工將會造成資方嚴重損失，且可能加深企業的負面形象。再者，政策法規上並沒有明確規範罷工時間長短，儘管消費者得知罷工結束的訊息，但是並不代表企業在短時間內能獲得消費者信任。
罷工預告期的增設，可以給予雇主充分應對的策略，來整頓企業營運與未來規畫，也能使勞資對談更加理性，運用充足的時間、精力協調雙方之訴求。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副秘書長周聖凱指出，以台灣機師罷工事件為例，機師的職位算是擁有國內較強的影響力，但當時有七成機師參與罷工，影響航班統計下來僅有兩成，可見企業的準備措施，其實並不需靠勞方知會預告期，就能做好對策，若未來設立罷工預告期，勞方影響力必定遭受縮減。
而胡華泰則回歸爭議點探討，以政府角度來看，罷工需要一定程序且符合法律規定才得以行動，所以罷工並非違法與不可行的。勞資應多加協商與釐清狀況，政府應從旁幫助雙方、給予對談空間，因此，罷工預告期的存在，其實並非重點。
法律不符時宜 修訂檢視成要點
重新檢視國內現行法律，周聖凱則提到，台灣在工會法上相對其他國家仍有過多的限制，從工會成立門檻上就能察覺。
工會成立人數標準上，中國需滿二十人、日本七人、韓國二人即可成立，台灣須達三十人才得以組織。然而查看近年政府數據統計，實際上台灣中小企業僱用的勞工平均不到十人，能見此條法律規定，其實並不符合台灣產業環境。
各國工會成立人數標準不同，尤其台灣更設置的三十人門檻更是難以達成。
周聖凱指出，台灣工會成立人數不合實際環境，應將現行規範人數下修。
「設立罷工預告期的基礎，應該先有完善的法律、合理的規定，才能來討論設立必要性。」周聖凱舉例，日本有設立十天的罷工預告期，但在罷工前並非像台灣一樣有繁雜的程序，只要工會內部決定罷工，就能發送信件給政府與公司進行罷工。
然而，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台灣合法罷工的規範，工會需先內部投票通過是否罷工，政府會再強制勞資進行一系列的長遠調節對談，對談無果才能罷工。相對其他國家工會可以自行訂定內部程序，而非台灣硬性規定罷工標準，就能看出差異。
政府站穩立場 促進勞資對談為首要任務
對於政府如何應對罷工事件，長榮航空企業工會秘書黃士庭呼籲，政府在勞資協調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不應在勞資爭議當下，就立即判斷抗爭方是否違法，且需要更加站穩中立立場。罷工有即時性，影響力道會隨時間加速遞減，政府應先釐清狀況，再鼓勵勞資雙方達成平等對談。
周聖凱說明，台灣政府認定罷工行動有無合法，通常會以高標準檢視勞方行為。違法罷工的勞方會需要支付大量賠償金，數十萬到億都有可能，而企業在賠償上面罰金為三萬到三百萬，代表政府在處理雙方的標準是不對等的，資方損失相對勞方少很多，甚至有更多方法制衡勞方，政府應該更有強致力與制衡力。
黃士庭認為，政府除了需要協助勞資對談，更應該要看重其他中小型企業的罷工事件。航空業罷工勞方相對有籌碼、有影響力，而中小型企業勞工才是該被保障的族群，政府至少應強制其資方給予對談空間，不要忽視任何反抗的聲音。
周聖凱也呼籲，台灣在修法上面應該要有更多的行動，勞權議題其實與民眾切身相關，今天能走到理性罷工的階段，這些都是透過許多先進不斷抗爭而得，希望社會大眾要珍惜這些得來不易的權力。
預告期定義模糊 現有法律仍有疑慮
自從2016年華航空服員罷工事件後，勞動部曾針對航空業罷工預告制度，邀請產官學界座談，但勞資雙方並未達成共識。
工會罷工前協商以及投票至罷工成立，這段期間這段期間算不算預告？抑或者，台灣的法律對於罷工的限制過高，較少發生罷工事件，導致民眾對於罷工、勞權相關事件冷漠，直到影響自身時才開始反彈。
鍾孔炤認為，罷工預告期時間難以定義，應該先釐清勞資問題，再談論預告期的設立。
當一切調解協商破局，罷工，成為勞工的最後手段。對於增加預告期是否會影響勞工的權益，立法委員鍾孔炤表示，需先了解台灣現行罷工門檻、能獲得的罷工時間，以及當中的時間性，與歐美國家或者日本、韓國之間的差異。
根據我國《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3條規定，台灣工會罷工，需先提勞資爭議調解「如果非經調解不成立，不得為爭議行為。」
因此需待調解破裂後，經工會全體會員無記名投票過半數後才能取得合法罷工權。
然而從調解期間至投票通過，已是非常冗長的一段時間，以長榮今年6月空服員罷工為例，從今年3月5日雙方進行首次勞資爭議調解會，第2次重啟協商於5月29日協商破局，至6月7日投票結果通過可發起罷工，已花費長達三個多月的時間。
針對預告期設置，立法委員李彥秀透過書面回應，台灣對罷工已經設有許多限制，前階段的勞資協調與工會投票等，如果資方願意公開相關訊息，自然就已經產生相當於預告期的效果，從現有的制度來看，新增罷工預告期可能只會過度限制勞權行使，對於整體勞動環境是有害無益。
因為近年來航空罷工影響許多民眾，大家開始注意到預告期的問題，減少自身權益的受損，卻忽略了勞工的權益。
李彥秀認為，可以直接從要求資方揭露相關資訊即可達成，如民眾能夠確切得知特定運輸業正在與勞工進行調解，未來有可能罷工時，就可以提早選擇合適的業者，而這種作法也能促使資方盡力與勞方協調，比起另外新增罷工預告期，先課與資方揭露義務應該是較為可行的做法。
反觀歐洲國家的罷工事件，鍾孔炤指出，歐洲國家工會罷工會會由產業工會或者職業工會總工會發起；而台灣只是單一工會提出罷工，資方如有不當行為，工會成員也會因害怕自己沒有工作或受到懲罰，選擇退縮，而停止罷工。
檢視今年6月長榮空服員罷工，實際參與的工會成員比投票少，甚至選擇中途停止罷工。
回歸罷工法律問題本身，雖現有《勞資爭議處理法》可以保障勞工，但勞資雙方仍是不對等的關係。會不會因為資方的施壓，讓勞工妥協？再者對比於歐洲國家、日本、韓國等罷工成立條件是否過於嚴苛？這是台灣該面對以及審視的問題，勞資爭議相關立法以及實施仍是需要努力改革的漫漫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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