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林湘淇、袁維駿、邱禹綺／採訪報導
去（2023）年12月，自少年觀護所回歸校園的郭姓少年，持刀奪走一條15歲的寶貴生命，也劃破了校園安全網。當割頸命案震驚全台，要求嚴懲的民怨沸騰之際，有專家指出，《少年事件處理法》新制改採「行政輔導先行」，造成輔導、司法、教育單位互相卸責，使曝險少年返校的相關事宜未受重視，才釀成悲劇。為此，立委林月琴呼籲，推動「關係轉銜」，於少年尚在矯正體系時，安排社工提早介入，盼確保少年返校之路無虞。
新制上路 司法脫鉤
為符合「兒童權利公約」，立法院於2019年修正《少年事件處理法》（下稱《少事法》）部分條文，改採「行政輔導先行，以司法為後盾」模式，由少年輔導委員會（下稱少輔會）先行輔導，若無效再請求少年法院協助，以降低司法干預程度。然而，國教行動聯盟理事長王瀚陽指出，由本次新北割頸案可見，曝險少年重返校園後，即不再受少年調查保護官（下稱調保官）約束，行政輔導先行的結果竟是與司法脫鉤。
「行政輔導先行的架構看似縝密，但大家不斷切割責任，導致社會安全網出了漏洞。」王瀚陽說明，曝險少年重返校園前，調保官應與校方、少輔會召開會議，評估少年是否適合回歸校園，並持續追蹤關注，但就郭姓少年一案而言，返校後的保護處分與輔導工作皆無人重視，彷彿是將「一匹狼放進羊群」。
此外，《少事法》新制撕下犯罪標籤，將「虞犯少年」改為「曝險少年」，也將七個問題樣態刪減為三個，少輔會僅輔導「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行為」的少年。對此，王瀚陽坦言，社會與少年樣態瞬息萬變，若只著重三樣態，恐會遺漏更多應受輔導的少年，因此，新制除了依樣態區分曝險行為，更應加強個案評估，施以對應的輔導資源。
行政先行 輔導失靈
「行政輔導先行」機制於去年7月上路，根據《少年輔導委員會設置及輔導實施辦法》第二條規定，少輔會可整合福利、教育、心理、醫療等跨局處資源，在曝險少年進入司法程序前優先施以輔導，若行政輔導成效良好，少年可回歸正常生活，司法則不會介入，盼能減緩少年被貼上觸法標籤的機會。
然而，觀察「行政輔導先行」實施至今，王瀚陽指出，少輔會因隸屬於內政部警政署，位階過低，不易獲得上層資源，與立法初衷背道而馳，難以有效與其他部會合作、整合所需資源，反而導致各部會互推責任。他呼籲，儘管改為行政為主、司法為輔，調保官、少輔會與校方仍應密切合作，確實追蹤所有個案。
少輔會位於警政體系之下，不僅無法有效整合資源，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主任、少輔會指導委員鄧煌發補充，由於少輔會各項預算與人事安排皆受少年警察隊指揮，往往會以刻板的《刑法》觀念對待少年。但他認為，曝險少年尚有教化的可能，應由教育部主導輔導事宜，減少帶有《刑法》意味的輔導。
為解決少輔會位階過低，無法發揮效能的現況，長期關注少年案件的律師李諭奇建議，少輔會可仿照其他社福單位，設置於社會局，成為獨立的少年福利機構，避免警政稀釋預算與資源。此外，李諭奇提到，少輔會雖有法律位階，卻不具強制力，時常面臨個案不願配合的窘境，因此應與少年法院合作，透過法規提升輔導效率。
儘管少輔會隸屬警政體系尚存疑慮，林月琴仍表示：「設於社會局是最完美的，但在各部會無法密切合作的台灣，留在警政比較合適。」她解釋，警察可行使公權力，也具有威懾力，若少輔會離開警政體系，警察恐不願再協助處理曝險少年相關事件，更可能導致社工獨自面對有觸法疑慮的少年。
部會協力 整合資源
「我們應慎重檢視社會出了什麼問題。」面對新北割頸案，加強罰責的聲浪高漲，林月琴提醒，用一個孩子當祭品雖然容易，但只檢討個案，並無法解決問題，應從根本探討體制漏洞。她也直言，台灣的社會結構使各部會相互卸責，直到事件發展至難以挽回的情況才願短暫合作檢討，導致憾事不斷上演。
借鑑他國良好的社會體制，林月琴舉例，芬蘭的教育被視為世界典範，功臣並非只有教育部門，而是各部會落實密切合作，包括戶政、社政、衛政與教育，多方關注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反觀台灣，遲遲無法通體合作，使人民獨自面對不同的體系尋求資源。
李諭奇也呼籲，部門應合作，並首先點名教育部。他指出，當前教育部認為曝險少年屬於司法範疇，因此不介入處理，甚至有校方不願關注已返校的曝險少年，但事實上，社會環境複雜，若安全的校園非少年的容身之所，他們恐會因靠攏幫派、無人關懷，而再度走上歧路，倘若教育部願意伸出援手，有望降低少年曝險的機率。
若是政府部門仍無法通力合作，李諭奇認為，民間的少年福利服務中心也是解方之一，以蘆洲少年服務中心為例，該處雖未被法律賦予任務，但長期關注當地的曝險少年，更致力於提前輔導有觸法風險的少年，且不受法規三個樣態影響，可透過家庭、生活等方面分析，施以合適的輔導與資源。
修法補漏 定期追蹤
除點出所有政府部門共同肩負責任的重要性，林月琴表示，想從根本杜絕少年犯罪，僅修《少事法》乃無濟於事，因與兒少相關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學生輔導法》與《少年矯正條例》都還有很大的精進空間。其中，她認為，最應優先處理的是修正《少年矯正條例》，推動「關係轉銜」。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提及，少年自矯治體系重回校園，需經轉銜程序，但台灣一直使用「資料轉銜」，校方只能透過書面文字認識少年。為此，林月琴疾呼，修正《少年矯正條例》，力推「關係轉銜」，在少年離開矯正體系的前半年至一年，安排社工偕同父母定期追蹤，建立信任關係，協助少年回歸校園。
校安亮紅燈 中介教育亟需變革
隨著郭姓少年離開少年觀護所（下稱少觀所）重返校園，卻涉犯割頸命案，也讓少觀所與中介教育的銜接亮起紅燈。據《少事法》第二十六條之二規定，少觀所收容少年調查或審理中均不得逾兩個月，且經少年法院裁定延長收容期間不得逾一個月，導致少年至多待滿三個月後即可離開少觀所，卻未必確保少年能立即融入及參與原本的校園生活。
針對曝險少年在少觀所進行三個月的感化教育，王瀚陽坦言，三個月內少年要與輔導人員建立關係並不容易，最好的情況，應是曝險少年離開少觀所後，由社政人員持續關注他返校後的生活，再藉由社政人員、調保官的定期追蹤，才能真正鞏固曝險少年與輔導人員之間的關係。
然而，少觀所仍屬矯正機構，並非以教學為主，也讓外界憂心少年受教權恐受影響。王瀚陽說明，當時因「行政輔導先行」，使曝險少年輔導結束可返回校園學習，也讓中介單位在矯正曝險少年的同時，能兼顧他們的受教權。不過，他也認為，曝險少年其實不適合回到學校，希望能設立專責教育的的輔導機構，取代少觀所等矯正機構，也同樣能保障他們的權利。
王瀚陽舉例，像是香港的群育學校，將主責放在教育，白天是依循課綱教學的普通學校，下午則有輔導系統介入。此外，家長也可入校探視孩子，甚至陪同住校，為曝險少年重新建立家庭關係，同時與外界的不良圈脫節，對比台灣現行僅三個月的中介教育，更能落實教育及輔導的責任。
由於中介教育是承接少年從少觀所出來後的過渡型措施，同時也是預防青少年犯罪行為問題的關鍵橋樑。對此，林月琴坦言，中介教育包含中輟防治等措施，但目前中介學校的數量仍不足，不過換面思考，有些中輟學生不適合現行的升學體制，或許未來可探討更活潑、多元的體制來因應，並找到學生的興趣對症下藥，讓學生重新產生學習的動力。
除了中介教育外，一般校園輔導資源問題也受到關注，林月琴解釋，國高中以下的輔導老師及專輔人員量能長期不足，高中12個、國中15個班級分配的輔導老師都是一名，甚至在少子化的衝擊下，部分學校連輔導老師都沒有，若校園內出現需要幫助的曝險少年，輔導資源恐怕無法及時接住學生的需求。
鞏固親子關係 根除少年犯罪
內政部統計，截至2023年台灣新生兒再創新低，少子化問題嚴重，鄧煌發指出，這也導致父母對子女期望過高，使孩童累積心理壓力，進而產生暴力行為，或是想規避到不良場所，導致親子關係緊張。對此，他也強調，親職教育能幫助父母了解養育子女的正確觀念，對犯罪預防固然重要，但親子關係、管教方式，及家庭氛圍，才是真正的關鍵因素。
據《少事法》規定，法院可命其父母接受親職輔導，卻極少下此裁定，李諭奇指出，這並不代表曝險少年狀況穩定，若個案少年來自失能家庭，如單親、家人犯罪或失業等，家中經濟支柱恐無法配合法院的授課時間，造成缺課問題。但他補充，一般學校舉辦的親子課程也能折抵輔導時數，亦有不少家長自願接受親職教育，若採用鼓勵方式，像是給予全勤獎勵金，或許能提升家屬動力。
此外，孩想陪你長大聯盟總召徐妮妮認為，希望司法建立完善的個案管理系統，紀錄家庭所需資源，並對症下藥，同時提供家屬薪資補貼。她舉例，若須向公司請假，也能核銷當日上課時數，避免影響全勤、考績，同時家庭輔導員也應介入強化個案親子關係，達到家庭治療。
關於親職教育的授課方式，李諭奇分享，主要透過家長間互相分享各自經歷或想法，彼此集思廣益，精進並瞭解與孩子的相處模式，及提升法律認知，避免觸法困境。但他認為，若法院有固定長期搭配的合作講師，並建立穩定師資，更能有效提高親職輔導的能見度。
不過，對於嚴格確立親職輔導規範，鄧煌發坦言，親職教育在犯罪預防固然重要，但針對問題源頭，改善家庭親子關係、管教方式、家庭氛圍等，才是最妥當根除少年犯罪的關鍵。他也認為，親職教育本身立意良善，但應避免法律強制性，而學校親子座談會就是很好的親職輔導，家長可透過此管道建立親子關係。
「家長應負擔教育責任。」徐妮妮強調，現今孩童獲取的資訊量太大，父母卻忙於工作，導致親子關係不緊密。不過，徐妮妮也補充，政府於幼兒園推行的親子共讀，便是強化家庭氛圍的方式，而家長也須學習引導孩子，親子輔導才會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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