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慶禾、陳慶安、劉妤琪／採訪報導
長期以來，街友一直無法擺脫「好吃懶做」的刻板印象，加上長期面臨居住安置困難，不僅街友身心健康易受傷害，更加深他們與社會的鴻溝。《社會救助法》的規定讓街友被排除在中（低）收入戶的資格之外，導致街友無法獲得適當的救助，基此，民間團體和學者呼籲政府，除了放寬法律限制外，亦應提供多元的工作機會與居住政策，完善社福體系，以解決日趨沉重的街友問題。
努力工作 依然貧窮
世新大學口傳系教授夏春祥表示，街友的成因很複雜，許多街友的形成和產業結構轉移有關，由於台灣從農業轉向工業化的過程中，產業的技術門檻逐漸提高，不再是付出密集的勞力可以克服，造成部分人口失業，而無法取得技術的失業勞工最終可能淪為底層階級。
關於街友的刻板印象，東吳大學社工系教授李淑蓉表示，排除65歲以上與身心障礙人士，近七成的街友有工作。但她也指出，街友從事的多為門檻不高且薪水低的工作，如舉牌、派報、出陣頭或粗工，導致工作須輪流、收入不穩定，且亦造成職業傷害。
目前於提供街友盥洗服務的香香澡堂任職的小潘（化名）回憶，曾經是街友的他以粗工一天的薪資1200元為例，日常三餐和到網咖休息就已花掉過半，加上通勤費與小額娛樂，一天的薪資所剩無幾。他認為大部分的街友只能選擇沒有保障的低薪工作，收入卻只夠溫飽，長期惡性循環導致他們即使努力工作也依舊貧窮。
充足準備 回歸職場
對於街友重返職場，台北市大同區社福中心社工王思媛認為，他們需要時間適應，以北市府提供臨工扶助方案為例，社福中心與鄰里合作開發社區派工，讓街友為社區掃地賺錢，這種模式不但工時彈性，也為未來銜接一般職場做準備。
針對有意回歸就業市場的街友，王思媛表示，社工會轉介勞動局媒合就業扶助，但媒合結果並非每次都順利。她舉例，目前媒合的工作以低門檻的清潔工為大宗，但並非每位街友都願意做清潔工。此外她也發現，許多個案長期生活在街頭，因身心狀況不佳且不善與人交際，容易與雇主或同事產生摩擦，導致工作半途而廢再次回到街頭。
街友並非不願工作，而是經歷太多挫折，香香澡堂店長江孟薰說：「好手好腳不去工作的背後，可能是受挫經驗導致的心靈創傷，加上長期露宿在惡劣環境下，造成身心狀態的損害。」
對此，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巫彥德認為，政府應透過觀察市場來開發多元的零工就業，例如讓街友幫助獨居長者清掃囤積問題，使街友慢慢學習人際互動、走出創傷，逐漸回歸一般職場。
為了幫助街友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浪人食堂提出「就業培力」計畫，聘僱街友發餐、清潔與運送。浪人食堂創新方案執行張羽儀表示，就業培力帶給街友的不只是經濟援助，也是在工作協助他人同時意識到，自己除了被幫助也能成為幫助者，藉此增加自信並找到自我價值。
妥善規劃安置 解決居住問題
長期露宿街頭，在惡劣環境下街友身心易受損害，脫遊的機會更是渺茫。對此李淑蓉認為，政府應該優先改善街友的居住安置，現行對街友的安置主要依靠公營收容機構、友善房東以及社會住宅，但她在《台北市街友生活狀況調查》中得到反饋，認為收容機構內沒有隱私空間，雖有規劃男女區域，仍有女性街友遭遇性騷擾，讓許多街友不願接受安置。
針對社會住宅，李淑蓉指出，目前社宅保留給弱勢群體的比例只有30％，而在積分制的計算下，街友很難與其他弱勢群體競爭。她認為應以「住宅優先」來考慮街友的安置問題，再結合支持性的輔助，讓因身心問題無法就業的街友，透過協助引導後解決就業困難。
再者，友善房東需仰賴社工協助，王思媛透露，專責社工會定期留意租屋通告，並與房東建立良好關係，可以更好地媒合房源與街友。不過她也表示，在租屋市場中持有房產者常不願租給街友或獨居老人，造成租屋歧視，因此可貴的房屋資源須由社工評估個案合適程度。
巫彥德呼籲，居住問題往往容易被忽視，政府應對於居住脆弱者提供更多支援與保護，且非僅限於街友，其他如受家暴、居無定所或獨居老人等均應包含在內。
修訂社會救助法 實質幫助需求者
由於《社會救助法》（下稱社救法）的諸多限制，導致街友群體難以申請中（低）收入戶的資格，審核中的限制包含家戶所得合計、虛擬所得、人籍合一等皆使街友被排除在外，目前由民團組成的社會修正法聯盟積極推行修法案，參與其中的巫彥德指出，政府殘補式的社會福利制度有修訂必要。
「台灣社會福利期待個人先行自救、家庭再支持，最後才由政府補充福利協助。」巫彥德說明，殘補式的制度造成《社救法》仍以家戶所得為評量標準，忽略家庭結構的改變，家庭的連結與互助性不再強大，導致許多人因與家人的所得合計，無法申請補助。
為排除列計人口狀況，《社救法》設立「539條款」可依社工評估排除家庭所得合計，但王思媛透露，評估時並沒有標準作業流程，全靠社工與個案的信任及訪談內容，為避免承擔究責風險，而轉向透過法律界定家庭關係，卻造成浪費司法資源問題。
針對《社救法》規定申請人須在戶籍地才能申請，李淑蓉表示，台北市約六成的街友都來自外縣市，造成申請卡關。巫彥德亦指出「人籍合一」的核心在於社會福利是屬地制度，預算歸屬於中央還是地方成為最大問題，他認為應由中央給予地方預算，讓地方政府支持貧困者，執行上應更改成任何縣市皆可申請，但由實際居住地的社工協助審查訪視。
當申請福利者缺乏薪資證明，只要具備勞動力的年齡會因「虛擬所得」的規定被視為擁有基本工資。巫彥德解釋，這使從事非典型的工作者，如夜市、派報或舉牌等都無法通過申請，他呼籲在無法查得財產和收入的情況下，應改採取自述薪資的方式，雖然部分貧困者有福利依賴問題，但不應防範少數者而排除更多需要被幫助的人。
「社救法不是給窮人，而是每個人」巫彥德坦言，社會應該重新建構對貧窮的想像，打破對社福依賴的想像，他主張當中（低）收入戶開始有穩定的收入時，應該階梯式的隨著收入調整補助金額協助脫貧，而不是斷崖式的中斷福利，使人再次回到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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