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張詠詠、廖若君、謝欣汝／採訪報導
波蘭為保守天主教國家，有嚴格的人工流產限制，就算胎兒在腹中有缺陷或死亡，都應生下孩子。根據根據ABC News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報導，當地一位30歲的婦女伊莎貝拉（Izabela Sajbor），即使腹中胎兒缺乏羊水，由於嚴格的人工流產禁令，無法即時終止妊娠導致敗血性休克致死。事件發生後，波蘭婦女與女權運動人士走向街頭抗議，仍無法使波蘭政府改變法案。
同時，俄烏戰爭中的懷孕婦女逃到波蘭，因嚴格禁令，不能人工流產，只能帶著腹中的孩子逃難，或是在艱難的戰爭環境下生下孩子。
美國聯邦法院在今年六月，推翻近50年來的「羅訴韋德案」，不再視人工流產權為憲法權利，例如：「六週法案」在德州、奧克拉荷馬州等地，規定因懷孕六週後胎兒已有心跳，所以不能人工流產；「八週法案」為懷孕八週後不論任何原因都不能人工流產，該法案目前僅在密蘇里州規劃，並未生效。
目前美國有越來越多州準備禁止人工流產，如印地安納州、佛羅里達州已預備生效心跳法案，促使美國人民走向街頭，爭取自身權益。
台灣近幾年人工流產法案也不斷修正，目前中華民國刑法第288條，人工流產為刑法的罪刑，不過有《優生保健法》（以下稱優生法）有條件的允許人工流產。2019年Shofar社區轉化聯盟執行長彭迦智，提出「心跳法案」公投，以及立法委員林靜儀，提出優生法需修改為《生育保健法》等提議，使台灣社會再度討論目前人工流產法案是否符合實際情況。
勵馨基金會社工諮商處總督導曹宜蓁說明，勵馨基金會協助的案件中，需要人工流產的女性大多為：遭受配偶暴力、職業生涯發展、家族期待、非預期、年紀過輕、貼上未婚懷孕的標籤及支持系統不足的經濟問題等。而無法自行決定人工流產的原因大多為：已婚卻未得到配偶同意、未成年無法得到監護人同意、超過24週的孕晚期等原因，她直言，現實社會有更多不為人知的原因。
優生保健法爭議 人工流產配偶的同意權
2021年5月，立法委員范雲、管碧玲等17位委員提出《生育保健法》修正草案，修改優生法，其中爭議最大的莫過於第九條：「有配偶者，施行人工流產，應取得配偶同意。」提案立委認為此法條並未保障女性生育自主權。曹宜蓁表示，若遇到不同狀況，如配偶濫用藥物、家暴、夫家婆家不同意等因素，女性可能錯失人工流產的合法週數。
立法委員林楚茵表示，人工流產的權力應交予醫師專業診斷與女性自主意願，而非將配偶同意權擺第一。她舉例，若是醫師診斷後，建議個案需要人工流產，卻因配偶不同意，而耽誤人工流產的最佳時間，影響女性的健康，反而是本末倒置。
對此，芳馨診所醫師林俊良說：「取消配偶同意對於婦女權益來說是一大進步，身體自主權能更有保障。」 他也建議，將「取得配偶同意」更改為「告知配偶」是較佳的解決方法。若遇到無法告知的情況，可經由社福單位轉介，保障女方身體自主權，同時也確保男方的知情權。
台版心跳法案 各方爭論未解
彭迦智於2019年提出心跳法案公投，他主張優生法施行細則：「人工流產應於妊娠二十四週內施行」，應修正為：「人工流產應於妊娠八週內施行」。他解釋：「心跳法案並沒有刪除原先的負面表列，只有在時間上面進行了切割。」他澄清，並非完全禁止女性人工流產，法案還是保留優生法的人工流產條件。
彭迦智說明，此公投案是為了提醒女性注意並重視自身身體與權益，若女性性行為後可以隨時注意自身狀況，每週驗孕一次，就不會錯過八週的人工流產時機。對此，林俊良說明，若法案通過是較理想化的狀況，有些女性的經期較不準時，懷孕前期的出血也可能誤認為月經，導致判斷時間出現誤差。
曹宜蓁認為，個案並非單一化，這攸關性教育與性別教育的實施等太多原因，以及女性懷孕後與配偶溝通、未成年女性徵求法定代理人同意，也需要不少時間。她舉例，目前有許多醫院的婦產科醫師，因個案妊娠超過十二週或是基於醫師本身信仰等因素，不願做人工流產，因此需人工流產的女性，只能找較小型的婦科診所甚至密醫。
曹宜蓁坦言，若此法案通過，需要人工流產的女性的權利將會被大幅限縮，等同冠上保護女性的名目來懲罰女性。
林俊良解釋，「主張八週胎兒出現心跳的說法，每個狀況都不一定，若在懷孕初期約五、六週時，用超音波檢查也能聽見胎兒心跳，口服人工流產藥物RU486也要在七週內使用。」因此他強調，心跳法案主張「女性超過八周後不能進行人工流產」，以醫學角度看來是不專業且較無根據的說法。
力拼消除歧視 增設第三方機制？
近年來，因應聯合國頒布的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許多立法委員針對優生法提出修正案。其中「優生」二字，被認為有歧視身心障礙、特殊疾病者的疑慮。
2021年5月，共有19名立法委提案將法規名稱改為「生育保健法」。提案委員之一的林楚茵表示，提案目的主要為了減少歧視，生育的前提應是站在胎兒及母親健康的立場，而不是選擇優良基因的角度。
曹宜蓁坦言：「最重要的還是彼此的關係，若是親子或配偶關係良好，為什麽不能溝通人工流產的事呢？」在她的社工生涯中協助較印象深刻的，是個案的媽媽向勵馨基金會求助，說她的女兒從16歲開始至今兩年，已經四次施行人工流產，而這已經是第五次懷孕，希望機構可以幫忙與女兒溝通，不要再重蹈覆徹地懷孕又流產。
曹宜蓁邀請母女到機構接受輔導，並將母女分開晤談，才聽見女兒真正的想法。曹宜蓁說明，個案的媽媽從來不聽個案的想法，也從不過問個案是否想留下腹中的孩子，僅因信仰的宗教不能未婚懷孕，就擅自幫個案決定要拿掉孩子，因此個案想藉由不斷懷孕的方式來報復母親。
曹宜蓁也強調，並非所有法定代理人都如想像中的有解決能力，有更多法定代理人，因為精神疾病、服役、藥物濫用等問題無法為孩子決定是否要做人工流產，導致個案不斷拖延進行人工流的時間，甚至到了無法人工流產的孕晚期。
因此勵馨基金會及其他相關的婦女團體建議，台灣可增設「第三方人工流機制」，讓獲法律許可的司法單位介入，在懷孕初期儘速評估未成年個案的需求，並協助無法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的個案進行人工流產，給予脆弱處境者適當的救援、完整的庇與良好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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