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林維儀、楊子萱、黃朱莉／採訪報導
2022年8月中旬，芬蘭總理桑娜·馬林（Sanna Marin）與友人在私人派對中狂歡熱舞的影片被放上網路瘋傳，甚至有人懷疑她染上毒品。對此總理辦公室事後將馬林的藥檢結果釋出，以證其清白。然而，許多對於馬林不利的傳言甚囂塵上，部分芬蘭民眾認為馬林身為一國總理，此舉是不正當的行為，此事也受到國際媒體大肆報導。
居住在芬蘭的影片創作者芬蘭可可豆Coco Talk in Finland表示，其實在馬林熱舞事件之前，就已經有各類與其相關的新聞，例如馬林曾經被爆出用政府的錢去開派對和購置酒水。但是根據她的觀察，芬蘭當地民眾已經從一開始對桑娜的憤怒之情，轉變成可以理解她作為總理，也有私生活和休閒娛樂。
女性參政的意識最早出現在法國大革命後的歐洲社會，芬蘭在整個歐系社會中，可以說是性別平等推動上最早實施民主選舉的國家。其中包括讓女性擁有成為候選人的資格以及投票選舉權。在馬林當選總理之前，也有兩位女性曾擔任過芬蘭總理一職。
馬林親上火線 淚駁輿論
根據法新社報導，桑娜·馬林（Sanna Marin）在派對爭議後，在公開場合落淚表示：「我是人，有時我也需要在陰霾中獲得快樂。」並表達自己「享樂之餘也不曾耽誤過任何工作及國家發展。」對此，國際上出現了許多支持馬林的聲音，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在社群上發布了自己熱舞的影片，推特（Twitter）上也出現了聲援桑娜·馬林（#solidaritywithsanna）的標籤。
目前，馬林為世界上最年輕的女總理，初入政壇時，曾因為她是由「同志家庭」養大的孩子，加上缺乏政治背景，受到不少言論抨擊。愛沙尼亞內政部長赫爾姆（Mart Helme）甚至嘲諷「做過收銀員的人要怎麼當國家的總理。」但經過馬林團隊在執政上的努力，據芬蘭的「政黨晴雨表」指出，截至2022年4月的調查，馬林政府獲得極高的支持率，在政治表現方面也獲得良好的評價。
政壇男女性 標準大不同
芬蘭可可豆Coco Talk in Finland表示，不論在台灣還是芬蘭，女性政治人物好像都會有一道無形的枷鎖，明明男性政治人物也時常應酬喝酒，馬林跳舞、喝酒卻被大肆報導。她也好奇問道，假使政壇男性因私生活從事放鬆、休閒娛樂的事被公諸於世，「他們」是否也會受到大眾如此嚴厲、高標準的審視？
據BBC報導，馬林初上任總理時，除了收到各界恭賀外，同時也有人質疑女性領導者在處理要務上是否比男性更精練的聲音出現。對此馬林向BBC表示：「不會認為這與性別有關，而是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做得好的國家，從中收獲有用的經驗。」
跳脫框架 女力崛起
馬林政府自成立以來，聯合政府中半數內閣領導者由女性擔當。台灣也不例外，女性擔任一個國家、地區或是內閣領導角色的比例皆有增長的跡象。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候選人陳乃瑜表示，她大學時期曾競選學生議員，母親抱持著反對的立場對她說：「女生不要去玩政治，隨便選選就好。」如今踏入政壇，母親的反對依舊沒停歇。她表示無論是作為女性參政者的角色，或是為人母親的角色，她一樣可以兼顧這兩者。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就是要做個溫良賢淑的好太太、好媽媽，但女性一樣可以去工作、去參選，這跟性別並無太大的關聯。
女性從政承受非議 傳統觀念的束縛？
台灣在2016年誕生了華人世界首位女總統，今年的首都市長選舉亦出現了女性候選人。女性參政者在台灣看似受到許多的重視與保障，然而現任台北市議員苗博雅則表示，多數女性在政壇中所承受的偏見，並非是那些攤在陽光下的言行舉止，而是更隱晦的層面。
這些歧視並非大眾所能看見的，亦無法強而有力的證明，但是當女性真正投身於政壇之中，皆能感受到社會中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與差別待遇。台北市無黨籍議員林亮君表示，尚未參政前，她和大部分女性一樣享受打扮自己。然而在第一次參選上街與選民拜票時，只因擦了指甲油，就被民眾形容「太貴氣」。
林亮君笑稱，這番話讓她明白，原來民眾心裡仍希望女性民意代表看起來「很可憐」。她舉例，先前美國眾議院長裴洛西訪台時身穿一襲美麗的粉色套裝、腳踩高跟鞋，如此精緻的裝扮不僅展露了女性優雅、幹練的氣質，也絲毫不影響裴洛西對於民生經濟的共感與親和。
現任台北市無黨籍議員黃郁芬在發現自己懷孕時，當下除了喜悅仍帶有一絲驚慌。她坦言曾經有放棄競選連任的想法，但是她認為，競選連任早已是她的人生規劃，若為了產子放棄目標，豈不是迎合了社會對於女性的傳統框架，並向大眾傳達了「女性確實不能兼顧家庭與事業」的思想？
黃郁芬哽咽地訴說，曾多次收到民眾在社群的留言：「這女的只顧選票不顧寶寶」。她認為，同時身為士林、北投區的議員與孩子的母親，她必須對於自己選區的政務負責任，並在能力範圍中做到最好；而身為一位母親，她亦會以生命來保護孩子的健康與安全。這二種身分是黃郁芬經自我評估後，判斷自己得以兼顧的範疇，大眾不應為她將一職責做得盡善盡美而對她另一身分妄下評斷。
苗博雅表示，男性政治人物在迎接自身家庭中的新生命時總能毫不忌諱地公布喜訊，傳達自己是個愛家的好丈夫、好父親的形象，卻又能同時向大眾表示自己是工作狂，因此成了「失職的丈夫」、「缺席的爸爸」。
但是女性卻無法毫無忌諱地稱自己是「好媽媽」，更不能說自己是缺席的母親，因為社會上對於身為母親的政治人物的標準是矛盾的，不能將重心擺在孩子身上而怠忽政務；也不能終日工作而喪失母性。
在產後復原期間，黃郁芬認為她仍需行使身為議員的權利，因此提議以視訊開會的方式參與質詢，卻遭內政部拒絕。理由是視訊開會僅開放確診官員，其他事由一概不開放。在技術方面可行的情況下仍遭拒絕，即便產婦有意願並努力地兼顧育兒與政治工作，仍被僵化的形式所限制。
女性參政性別保障名額 造成歧視？
為了保障台灣婦女參政權益，我國無論在憲法、各黨黨規中皆有婦女保障席次的規定，然而從女性政治人物親身經歷的故事中能看出，這些條例仍無法抹滅大眾長久以來在政壇上對於性別的偏見。因此有不少女性政治人物如苗博雅，站出來為性別平權發聲，努力推動各項法案及提案來保障性別之平權。
我國相繼發布許多保障女性參政權益的法條，例如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中規定「各政黨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以及地方制度法規定「各選區選出之地方民意代表名額達四人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 等。苗博雅說道，也許是因為這樣看似「特殊」的規範，讓現今的女性從政人員們被迫接受了享有特權的眼光。
事實上，以近兩次台北市議員選舉為例，2014及2018年的選舉中無人倚靠婦女保障名額當選，其中第二選舉區（內湖區、南港區）接連兩次前三高得票率的都是女性，且得票率皆高於10％；而第三選區（松山區、信義區）前三高得票率者皆為女性。
現今台北市議會中議員的性別比例為男性63.3％及女性36.6％。對於婦女保障名額，苗博雅抱持不同的想法，她認為女性欲投身政治所欠缺的並非能力與技巧，而是賦予初次參政的機會。苗博雅表示曾以婦女保障名額選上的女性，往往能以自身力量連任。
苗博雅表示在前述的狀態下，若欲化解社會對於此制度的誤解，應將「婦女保障名額」修正為「性別保障名額」，讓其適用於所有性別。但礙於修法得經歷修憲，在實行上大有難度。
最後，說到對未來台灣社會女性參政的願景，林亮君期望大眾比起女性政治人物的外貌或是感情生活，可以更著重在實質的政務執行上；另外，黃郁芬則期待能有更多的年輕人，甚至是各種性傾向、跨性別的人投入政治工作及公共事務，讓每個族群都有代議者，使他們的問題得以被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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