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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法》生效 台有望突破外交困境(下)

記者 郭佳欣、吳昕晨、黃心俞/採訪報導

《台北法》通過 中美競爭必然結果

《台北法》的通過,顯現美國對台灣的友善態度,然而,在兩岸關係緊張的今日,加上雙方之間密切的經貿關係,台灣無法漠視中共對我方一舉一動的態度,但無論是中共或是美國,在任何情況下,實則將自身利益擺在第一順位,而台灣卻成為這三角關係下,最重要的籌碼。

談及中共如何應對《台北法》一事,大陸委員會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中共應以健康、理性的態度看待《台北法》的通過,在美國總統川普簽署法案後,中共官方批評美國違反「一中原則」「三公報」(《上海公報》、《中美建交公報》與《八一七公報》,以下簡稱「三公報」),也指責台灣「倚美謀獨」;對此,我國政府將密切關注中共後續可能反應,妥慎因應。

而對於《台北法》的生效,是否會影響台商在中國的發展,世新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陳建良表示,根據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指出,2019年我國與中國大陸(含香港)的貿易總額為1906億美元、出超737億美元,除了顯現中國為台灣最大的出超國,也代表台灣十分依賴與中國的貿易關係,但在中國仍是講究利益的前提下,《台北法》並不會嚴重影響兩岸之間的經貿關係。

台灣2020年1至3月貿易出口國總額排行。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製圖/何元凱

陳建良說,我國現於經濟上太「傾中」,承擔著極高風險,透過這次《台北法》的生效,或許可以在與美國建立更多合作關係的同時,減緩對中國的依賴,無論是透過中國出口,抑或是供應其內需市場,都期盼能夠達到制衡的作用。

因此,對於《台北法》是否影響中美關係,陳建良表示,現在中美關係已經很差,應該是不會有太大影響。他堅定地說道,「中美關係好壞會影響台灣,但台美關係好壞,其實並不會影響中國。」

對於《台北法》的簽署,是否存在中美背後政治角力,中華民國前外交官劉仕傑坦言,《台北法》的通過,雖然與中美貿易戰、美國對台灣的地緣戰略有關,但更應該被視為「中美雙方國力競爭下的必然結果」,加上美國總統川普逼迫中國要在中美貿易戰上有所表態,台灣無可避免地成為重要籌碼。

針對《台北法》第五條提及,美國政府應支持台灣的官方外交關係,與印太地區乃至於全世界的夥伴關係,陳建良表示,美國之所以要「幫助與台灣存在外交關係的國家」,其實仍是為了自身利益。由於台灣現今邦交國多集中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一旦這些中美洲國家選擇與中共建交,代表其背後勢力是中國,而這將會對美國帶來極大威脅。

陳建良認為,美國希望建立圍牆防堵中共勢力,而台灣與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是為圍堵政策的一環,一旦這面牆倒塌反而會傷害到美國自身利益。他說,「不是因為美國與台灣好而影響中國,而是因為中美之間關係的弱化,美國才會想與台灣建立更穩固的關係,以保護自身利益。」

《台北法》的簽署,雖然顯現了台美之間的友好關係,卻也代表在中美競爭下,台灣成為談判籌碼的不爭事實。

世新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陳建良認為,因為中美之間關係的弱化,美國才會想與台灣建立更穩固的關係,以保護自身利益。照片來源/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通過兩法案 台美外交進程

在《台北法》簽署之前,美國已於2018年通過《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顯現美國近年來對於與台灣的交流,有著更深的期盼,而台灣也期望這些法案的通過,會是台美之間更多往來的基礎。

對於《台灣旅行法》的實行結果,外交部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說,推動台美在各層級與各領域的互動與交流,為台美雙方一致共識及共同努力的目標,而其於2018年獲美國國會兩院一致同意通過,並獲美國總統川普簽署,展現美國行政及立法部門支持台美各層級官員互訪之一致立場。

外交部坦言,近年台美資深官員互訪頻率不斷提升,總統蔡英文出訪過境美國期間,也獲美方高規格禮遇及接待,並立下許多良好先例,均可見《台灣旅行法》立法精神的實踐。

而《台北法》第四條指出,美國應在適當的情況下,支持台灣在國際組織上取得觀察員身份,並且在不需要國家主權身份的國際組織上,倡議台灣成為組織會員。劉仕傑表示,這是首次美台之間的法律條文中,清楚提及到台灣的國際參與與盟邦保護,以及美國政府該扮演的角色。

劉仕傑解釋,不同於過去《台灣旅行法》針對台灣與美國高層人員的互訪便利性;《國防授權法》是美國亞太、印太戰略的強化;《台北法》的通過與生效,是直接將台灣的外交議題寫進法案,有鑒於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各個國家如何看待台灣必會有所不同。

針對《台北法》第五條要求美國國務卿,在法案生效一年內,要向美國國會委員會報告行政部門的所作所為,並連續五年執行此動作。劉仕傑表示,美國行政部門必要有所行動,以便向美國國會報告時有個依據。

劉仕傑說,台灣這次參與WHA一事,無論是美國駐日內瓦聯合國大使布倫博格(Andrew Bremberg)於26日在WHO執行委員會上,表達WHO應與台灣衛生當局直接合作,抑或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於56日表態支持台灣參與WHA,都代表美國行政部門執行此法的動作,同時這也會成為未來向美國行政部門報告時的證據。

由於《台灣旅行法》及《台北法》均為美國總統川普簽署,也讓人好奇美國政府往後的態度與作為。對此,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王韻說,川普政府的友善態度,雖然不能代表之後政府都會持相同立場,但就現今美國主流意識來看,由於中美競爭關係的因素,美國體認到中國帶來的威脅與挑戰,所以未來需要台灣的時刻必會有增無減。

因此,王韻樂觀預測,下任美國總統即使不是川普,也會對台灣採取友好親近的態度,而這是最重要的事,也是台美關係的重要進展。

美國總統川普於326日正式簽署了《台北法》,表達支持台灣在世界各地的外交聯邦,以及台灣成為「不以主權國家」為參與資格的國際組織會員。攝影/郭佳欣

《台灣關係法》生效41年 中美台穩定基礎

《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1979410日生效以來,除了為台灣與美國之間的合作提供基礎架構,更是中美台三角關係下,穩定和平的重要基礎,而台灣也期盼這個歷經超過40年《台灣關係法》,能夠給予我國更多與世界的交流機會。

談及《台灣關係法》的生成背景,王韻表示,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體系,讓「分裂政府」有存在的可能,而從1970年代至今,美國總統與國會的執政黨不同已是常態,回顧1978年時任美國總統卡特自行宣布與我國斷交之時,也是這個情形:卡特為民主黨,而當時美國國會多數為共和黨。

王韻解釋,當時身為在野黨的共和黨理當要反對這個決定,以制衡行政當局,加上當時國民黨在美國國會的傑出遊說能力,要求美國這個過去的長期盟友,在斷交後有所表示,因而產生了《台灣關係法》。

外交部補充,卡特宣布中止與我國外交關係後,台美關係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嗣經美國聯邦參、眾兩院推動《台灣關係法》後,此法案的生成,是為台美雙邊關係後續發展提供脈絡相承的基礎。

《台灣關係法》重點內容。製圖/何元凱

針對《台灣關係法》是否對於兩岸關係有重大影響,王韻說,《台灣關係法》對於台灣當然很重要,但對兩岸關係是否有影響,從北京政府的立場而言雖然沒有,但這卻是華盛頓立場轉變的重大時刻,代表「美國在承認北京的同時,也認可台北;『中國』這個名詞從原本的中華民國,改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實。

王韻說,這是台美關係的重新定義,雖然台灣與美國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但這條法案,卻代表「美國政府對台灣在某種程度上的安全承諾」。即使北京政府不滿,但對於在「預防共產主義擴張」之同一島鏈上的其他國家,或是日本等美國亞太戰略實行之地,乃至於其他美國盟邦,《台灣關係法》絕對是必要且無異議的決定。

對於《台灣關係法》給予台灣的實質意義,王韻坦言,《台灣關係法》可以說是中美台過去40年來的基礎,也就是說,即使中共主張「三公報」,但我國卻可以用《台灣關係法》回應,在這個三角關係中,達到平衡的效果;而直至馬英九政府簽署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才讓兩岸有了更多實質上的交流與合作機會。

外交部則表示,《台灣關係法》確保台美在安全、經貿、文化及其他各層面維持密切交流,也為美國持續對台軍售提供法律基礎,而該法除了始終為美國政策提供重要指引,更對我國的自由、民主及經濟繁榮發展給予重要正面意義。

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蘇紫雲則表示,《台灣關係法》的意義在於,由於美國與中華民國在外交關係上斷交,因此美國透過制定國內法,給予台灣生存的承諾,自1979年至今,除了為台美關係最重要的法案,也是台海及太平洋兩岸互動關係中,穩定的基礎架構。

由於《台灣關係法》是三角鏈下的穩定基石,蘇紫雲說,唯一的差別就在於,美國各屆政府執行此條法案的力度不同,相較於過去的歐巴馬政府,現任的川普總統在執行細節時力度更大,而這也顯示出,中共對台灣的態度定非來自《台灣關係法》,而是美國政府的態度。

蘇紫雲更說道,《台灣關係法》往上延伸至美國法典,其內容寫道,即使美國和台灣沒有官方關係,台灣依舊是個外國國家,而這也間接承認台灣,或是說中華民國,為主權獨立國家的事實。

《台灣關係法》生效至今已 41年,雖然是為我國與美國斷交的結果,但卻在國防、經濟、文化等交流上,給予台灣發展的空間,也期盼台灣未來能夠在國際舞台上,與更多國家有合作契機與對話空間。

《台灣關係法》生效至今已41年,在國防、經濟、文化等交流上,給予台灣發展的空間,也期盼台灣未來能夠在國際舞台上,與更多國家有合作契機與對話空間。攝影/吳昕晨(攝於美國紐約港自由島)

兩岸軍事衝突頻繁 台灣國防實力不容小覷

隨著兩岸軍事衝突升溫,台灣的國防問題再度浮上檯面,面對與中共懸殊的軍事實力,蘇紫雲認為,台灣雖然國防基礎無法與中共完全抗衡,但我國的軍事能耐,絕對是國人應所相信且給予肯定的。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敵對狀態,自1949年兩岸分治以來從沒停過,雖然時至今日,「反攻大陸」已不再是歷史課本強調的一環,然而,即使雙方現今已不再處於軍事對峙時期,彼此間的關係認定卻仍未達成完全共識。

不同於馬英九政府時期,對於中共抱有相對友善態度,現今的蔡英文政府面對中共,則持相對強硬立場,隨著近期中共軍機飛經台灣周邊領空,抑或是中共海軍航空母艦遼寧號繞台,都讓雙方軍事衝突增添緊張氣息。

談及中共對台灣的軍事行動,與現今民進黨政府執政的關聯,蘇紫雲說,從整個全球戰略及國際政經演變來看,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都不會有太大改變,因為其真正原因是中國近年來走向海巡國家,而這勢必會與周邊的美國、日本、台灣發生海上衝突。

蘇紫雲更表示,從軍事專業角度來看,中國除了現有的遼寧艦與山東艦外,第三艘航艦也正在建造中,如果中共想以武力犯台,事實上不需要打造這些航艦,所以,中國發展航艦的目標,是為了維護其從波斯灣、印度洋、麻六甲海峽到南海,這一路的海上安全。

對於中共多次與台灣發生軍事衝突一事,蘇紫雲則言,從區域安全的角度來看,俄羅斯每年也都會到英吉利海峽巡視,或是到美國阿拉斯加偵查,因此台灣雖然面對中共威脅,但並不需過於擔心,雖然解放軍的規模大,但台灣的國防實力絕對不容小覷。他表示,在資源相對有限、雙方基礎不對稱的情況下,如何透過軍事戰略維持和平,甚至「以弱擊強」得到優勝,才是台灣需面對的課題。

對於兩岸未來如發起軍事抗爭時,台灣是否會有嚴重危機,蘇紫雲坦言,這雖然是假設性問題,但以客觀層面來說,台灣並不容易被攻下,如同二戰時期,美軍登陸日本沖繩後,即使在海軍及空軍都處於優勢的狀態下,卻仍用近三個月才登陸成功且損失慘重。因此,就「沖繩與台灣同為海島」來看,其實台灣處於難攻易守的狀態。

蘇紫雲說,反觀台灣現在的國防力量,絕對大幅超越當時日軍在沖繩的兵力,而如果中共選擇攻打台灣,須承擔極大的軍事風險,因為一旦無法迅速攻下台灣,共產黨政權可能面臨威脅,在這個情況下,還需預防日本等潛在盟友支援台灣的可能性,因此,中共想要成功登陸台灣並獲勝十分困難。

蘇紫雲更表示,近年澳洲、日本、印度與美國時常共同軍事演習,種種跡象其實都在給予中共警示,表示美國對台灣的承諾。

面對兩岸現今的國防危機,雖然不時有軍事危機,但在可預想的未來內,維持現狀應會是雙方態度,即使未來真的發生武力衝突,台灣的國防實力雖與中共懸殊,但絕非毫無意義,而要如何與中共抗衡,則會是中華民國的國防課題。

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蘇紫雲說,台灣現在的國防力量,絕對大幅超越當時日軍在沖繩的兵力,如果中共選擇攻打台灣,須承擔極大的軍事風險。照片來源/fliker

中美夾擊求生存 台灣實力堅強穩固

處於外交困境的台灣,雖然無法逃離中美雙方施加的壓力,但憑藉著台灣堅強的經濟實力,以及在華人世界的民主地位,蘇紫雲認為,台灣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關鍵要角,並非不可能。

談及台灣是否能擺脫中美的束縛,走出一條新道路時,王韻表示,這不是主觀想法而是客觀環境問題,台灣當然想離開這個三角鏈,但美國絕對不願意切斷關係,因為一旦美國想制衡中國時,台灣絕對是北京政府的痛處,也是美國的王牌。

王韻補充道,當美國與北京政府交易國際事務、需要與中國合作時,台灣就是最好的協商籌碼;面對華盛頓不會放棄打台灣牌,加上中美都對台灣抱有嚴苛要求時,台灣很難保持中立態度,且也沒有選邊的權利。

如何處理雨中美兩國的三角關係,是台灣目前在外交上的主要課題。圖片來源/pxhere

針對現今蔡英文政府親美的立場,王韻表示,選美國是台灣長期以來的立場,也是相對風險較小的做法,因為台美無論是在經濟、文化各方面,雙方都有許多共通點,所以他認為,無論是現今的蔡英文總統,或是未來的台灣政府,應該都不太會偏離這條路。

王韻說,美國能給的承諾有限,在美方也只是將台灣當作交易籌碼的情況下,台灣不用過度配合美方政策,舉凡購買昂貴武器,或是過度解讀美方言論。他建議,在美中台關係很難改變的時局下,台灣除了不應全盤接受,政府更要衡量輕重,並在細節上多做溝通協商,讓台灣能在外交困境下維持穩固狀態。

對於台灣的經濟能耐,陳建良認為,雖然台灣沒有另一個企業的實力,可以媲美台積電在全球市場的地位,但這並非表示,台灣未取得在世界經濟產業中的位置。他說,台灣擁有許多關鍵性零組件,其為世界經濟中最重要的供應鏈,而台灣的ICT產業雖然規模不大,但是卻在全球經濟環節裡,扮演必要且重要的角色。

陳建良坦言,台灣因為受限於面積與人口,要想建造多個能站在世界舞台、毅力不搖的大企業並非易事,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國的中小企業興盛,無論是在所得分配、靈活度、產業創新等都有好處,且規模小反而不會讓人產生距離感,增添了更多國內外的合作意願與機會。

「台灣小歸小,但是不渺小」蘇紫雲表示,如同新加坡小但是掌握麻六甲海峽一樣,台灣雖然是小國島民,但民主卻是所有華人可以期待的未來,因此,台灣絕對可以在國際的重要時刻上,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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