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黃品臻、林羿蓉／採訪報導
近年勞權事件在台灣屢見不鮮，檢視網路民意對相關事件的討論，尤以長榮航空空服員的罷工行動中，「不爽就不要做」等情緒性字句廣為流傳，模糊事件焦點。為提升台灣民眾的勞權意識，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稱108課綱）將培育公民素養做為核心課程，但能否真正落實於校園仍是一大難題。
新課綱上路 課程設計成挑戰
108課綱的「核心素養」強調培養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其中社會參與面向中的「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帶入許多有關勞權意識培養與設計勞動教育課程的要求。因應教育制度上的改變，在國小、國中、高中的校園裡，對於要設計多元課程給學生的老師們來說，無疑是種挑戰。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佳和在小世界公民論壇中提到，「教育是一切的來源。」並舉例德國在小學三年級就有教何謂工會、罷工是正當行為的課程，反觀台灣，在108課綱才較完整地將勞動權益的知識帶到校園裡。他認為，台灣的勞動教育體制根本不夠完整。
台北市內湖高中公民社會科老師莊易霖談到，108課綱希望像大學選修課程的方式，發展多元課程給學生們做選擇，藉以培養學生們更多的思辨能力。此外新課綱多了實作，因此在課程的設計上，就需要朝著「體驗式」的方向來設計。
莊易霖進一步說明，以她自己所教授的公民科為例，在新課綱的課程設計上，相較舊課綱以讀書、報告的型式，現在老師們會設立一個情境，讓學生們在課堂上分組討論，從自身出發，體驗當遇到不同勞資爭議的情境時，自己會做什麼選擇，後續老師們再以正確的法律觀念，帶領學生了解勞資爭議的解決辦法。
但108課綱並非一上路就能完整施行，通常需要二到三年的試驗期。莊易霖說，許多學校在108課綱上路前便開始請老師設計一系列課程給學生嘗試。導致老師須利用下課後的時間熬夜設計課程，造成額外負擔。
莊易霖認為，以台北市立內湖高中這種中型學校來說，師資算是足夠應付平日課程加設計新課程的業務量；但在私立學校專任老師相對缺乏的情況下，老師們並不容易針對新課綱發想內容，為此她希望政府在要求學校辦理勞動教育之餘，也要考量到鐘點費、時間、人力的問題，提出完整的配套措施，才能真正使勞動教育落實到各大校園裡。
台北市內湖高中公民社會科老師莊易霖提出他對台灣勞動教育的看法。
參與勞動講座與工會 增加勞權意識
除了高中以下學生，大學生、一般民眾也需要勞動權益知識的培養。林佳和在論壇中提到，德國社會常有大小不等的罷工事件發生，人民對罷工事件都是採支持態度，認為那是公民的基本權利，而台灣人民缺乏的正是這樣的公民意識。
在勞動教育尚未成熟的台灣，若想增加自身的勞權意識，也不是沒有辦法，東吳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張義德表示，以雙北來說，勞動部與縣市政府勞工局常會舉行與勞動議題有關的講座，民眾可透過上網查找的方式，參與勞動講座來了解勞資爭議發生時，自己可以主張哪些權益，以及有哪些管道可以申訴。
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秘書長張育萌也提到，工會並非社會人士才能參加，學生們可透過參與工會運作，從低度參與的參加勞教講座到加入工會成為會員、參加會員大會、提案討論、參與工會幹部選舉，甚至參與勞資協商、環安衛等會議，實際了解勞資角色斡旋的過程，藉以達到對勞權更深一層的認知。
勞教資源缺乏 影響政府需靠民眾
2014年，勞動部就已提出《勞動教育促進法》，至今卻遲遲未有行動；2018年，立委鍾孔炤將《勞動教育促進法》草案送進立法院，卻被否決，張育萌表示，現在的勞動教育幾乎變成「委外」由工會和勞動團體做，導致台灣勞動教育處於缺乏領頭羊的狀況。
張育萌表示，許多勞工擔心加入工會或爭取權利會被資方秋後算帳，造成工會參與持續低落，因而勞動法規也無法透過社會運動與公民社會的關注有所提升。她說：「台灣缺乏完整的勞教法規基礎，以及主管機關明確化。」法規會拖延的一大原因是教育部與勞動部都不想負擔勞動教育的責任，然而勞教的失職更應該歸咎身為最高主管機關的教育部。
張義德則表示，台灣現今勞動教育的教材極度缺乏，儘管坊間有民眾的自製教材，但在教學的實務面上仍顯不足。另外，他也提到，縱使媒體上常出現與勞資爭議有關的新聞內容，可以拿來做為教材使用，但以他教學上的經驗，多數學生對於勞動議題漠不關心，大大增加勞動教育的困難。
東吳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張義德提出台灣勞動教育的缺失。
提到該如何針對現今勞教缺失改革，張育萌表示，勞動部對勞工保護當然責無旁貸，但在勞教教材與法規研議的過程，教育部更應該負擔行政成本並減少勞教進行的阻力，積極推動勞動教育。
張育萌也提到，勞動者本身積極參與工會組織運作與行動，才能對資方造成具體壓力；讓公部門看到來自公民社會的壓力，也才能在立法院、行政部門看到具體的改變。比起做為被動的資訊吸收者，主動的參與者更能讓勞權在台灣生根、發芽、茁壯。
罷工事件報導 媒體應追蹤後續
罷工成敗不只是影響單家公司的利益，還包含台灣勞資雙方關係的走向，而新聞媒體作為傳達訊息的角色，報導內容都影響著民眾觀感及勞資雙方的協商。因此新聞媒體除了報導罷工事件的紛爭，也應該報導發生的原因以及後續如何解決。
身處於網路世代，大部分民眾都從網路上接收新聞資訊，網路新聞講求即時性，可以第一時間馬上更新資訊，對比於傳統媒體、紙媒以及電視，可以完整報導事件的始末，也較沒有收視率的壓力。
對此，苦勞網記者張智琦表示，對於罷工議題的報導，還是要回到媒體自己的定位。每間媒體都有自己的立場及定位，以商業主流媒體為例，其定位最重要的就是收視率，也就是要如何吸引閱聽人觀看。
三立電視台新聞部記者葉為襄則表示，電視新聞講求畫面感，會注重於呈現勞方情緒最激動的畫面，這是整件事情的高潮因為收視率的因素，不得不這樣。
網路以即時性為主，電視新聞講究畫面，而傳統紙媒因沒有即時性的壓力則著重於深入報導。聯合報記者陳素玲透過書面回應，報紙記者更容易親近罷工主角及幕後靈魂人物，因此報導以深度及廣度為重，除了罷工主要人物、周邊意見，甚至談判角力過程。
不管是主流媒體或是網路媒體，記者本身都有個人立場，雖然民眾要求媒體應該客觀中立，但以現在實際媒體作為來看，這是不可能的。陳素玲指出，記者難免會有個人立場，但原則上要時刻提醒自己是媒體而非運動者的角色。她認為，媒體除了表達勞方意見，也要切記多方查證，力求勞資雙方立場並陳，協助讀者在充分的資訊下，對罷工有正確的認知。
當罷工發生後，媒體是傳播的橋梁，也是資訊的來源。不管是新興的網路媒體或是電視媒體、紙媒，每個新聞媒體都有自己的定位。對於媒體的報導的內容接收還是民眾為主，民眾擁有選擇權，可以選擇自己信賴的新聞媒體，想接收什麼樣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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