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阮芊卉、鄭詠心、李羽恩／採訪報導
2025年北車性暴力事件引發社會震撼與廣泛討論，不僅因事件本身的嚴重性，更因事件爆發後大眾對受害者的指責與質疑，讓受害者陷入自我責備的困境，加重心理負擔。此案凸顯了社會對性暴力受害者的苛刻態度，以及制度和民間支援如何影響其復原與求助意願。
強暴文化的社會偏見
2025年北車性暴力事件引發社會關注，但大眾焦點多集中在受害者行為、穿著及醉酒不省人事等情況，事實上，社會對性騷擾案件的偏見表現在多個層面。無論是受害者穿著、行為還是個人生活，都可能被外界放大解讀，而刻意忽略事件的核心是加害者的侵害行為。受害者在面對社會目光時，往往自我懷疑或壓抑情緒，形成長期心理負擔，也就是所謂的「二次傷害」。
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杜瑛秋表示，基金會在接觸受害者時最常見的就是強烈的創傷反應，而這些反應往往會因社會責難而被放大。她指出，許多受害者因為外界質疑而不敢求助，甚至會開始檢討自己是不是沒有做好自我保護；也會因為害怕別人知道或擔心不被相信，而選擇多年後才揭露。
她提到，外界對事件真實性的質疑、對受害者個人行為的放大評論，都可能造成嚴重的二度創傷，而這正是助長「強暴文化」的一部分。所謂強暴文化（rape culture），是指一種社會氛圍或價值脈絡，傾向將性暴力的責任轉嫁給受害者，透過質疑其穿著、行為、反應或道德，弱化加害者的責任，並讓性暴力被視為可被合理化、淡化或習以為常的現象。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倡議專員郭柏妤表示，「很多案件的媒體報導仍在無意中強化社會偏見，例如過度描寫受害者穿著、行程或個人選擇，而忽略加害者責任。」她指出，性騷擾受害者在報案過程中常面臨繁瑣程序、警方詢問細節時的質疑語氣，以及社會輿論對行為的批判，這些都可能加深受害者心理創傷。這些來自制度面與輿論面的質疑，皆是構成二次傷害的要素。
求助的壓力與恐懼
面對潛在的隱私風險，永和派出所員警趙泉萌指出，警方處理性騷擾或偷拍案件時，許多受害者因擔心隱私外洩或遭責難而延遲報案。「我們會盡量保護受害者身分，避免案件資訊過早公開，但仍有許多受害者對司法程序不熟悉，或害怕社會眼光。」他強調，這些心理壓力是警方在辦案之外必須額外考量的重要因素。
曾遭偷拍的受害者楊喬一分享自身經驗，「我發現自己被偷拍後，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報警，而不是求助其他機構。警方的處理讓我感到安全，但事件帶來的心理焦慮和不安持續了好一段時間。」她強調，即使沒有媒體關注或社會壓力，性暴力事件本身仍可能讓受害者感到焦慮與不安全，且在復原過程中必須面對他人不當的好奇與揣測。
萬大法律事務所律師林萬憲指出，法律途徑雖提供受害者求償與保障，但程序複雜且漫長。他特別提到，受害者在追求司法正義的過程中，仍需承受社會輿論與旁人評論。「即使案件本身是明確的侵害行為，社會對受害者的檢視往往比對加害者更嚴苛。」這也解釋了為何許多受害者會因疲憊而中途放棄。
杜瑛秋也提到，基金會在接觸這些受害者時，會提供專業約訪與適當轉介，包括社工、心理諮商或必要的法律協助。她特別強調，部分受害者在公開自身遭遇時，可能因不熟悉法律界線，而面臨「被倒打一耙」的風險，因此倡議與發聲也必須十分謹慎，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糾紛。
制度改革與媒體自律 重建安全環境
多位受害者的經驗指出，性騷擾案件中的二次傷害來源，不僅來自司法程序或媒體報導，也包含社會對受害者行為的刻板評價、責備或好奇的目光，凸顯媒體與公眾對案件報導方式的重要性。
郭柏妤表示，教育與媒體若能更強調加害者責任，並以保護與同理的態度看待受害者，將有助於減少二次傷害。「社會必須理解，暴力永遠是加害者的錯，而不是受害者的選擇或穿著。」
趙泉萌補充，警方在處理案件時，會提供報案流程指引、心理輔導資源與法律資訊，但整體制度仍需要更多社會支持與理解。「案件處理只是第一步，如何讓受害者在心理與生活上重新感到安全，社會每一環都必須參與。」他指出，警方雖努力提供情緒支持，但仍難完全消除受害者對社會評價的焦慮。林萬憲則認為，法律程序不應成為受害者的心理負擔，制度應更簡化，並建立更友善的環境。
杜瑛秋強調，教育與公民倡議是改變社會偏見的根本方式。她表示，強暴迷思、厭女偏見與對受害者的責難文化，都需要透過教育去澄清。所謂「厭女偏見」，是指社會中因性別刻板印象，或歧視所造成的負面態度與假設，例如認為女性應負更多責任、應當保持某種「理想受害者」形象，或因其穿著、行為而貶低其可信度。這類偏見往往使受害者在面對性暴力事件時承受額外壓力。
杜瑛秋表示，從北車事件所引發的討論來看，可以觀察到社會對性騷擾與相關偏見仍存有深層的結構問題，而受害者在心理、社會與法律層面的多重挑戰也因此被凸顯出來。這場討論也成為社會檢視性暴力迷思、推動制度改革的契機。
輿論審判 受害者承受心理創傷
在許多性騷擾案件中，受害者最先感受到的往往不是法律保護，而是他人的評價。這些評論多半以「關心」或「建議」之名出現，但其實會讓受害者在尚未整理好情緒時，就得承受額外壓力。
勵馨基金會倡議專員郭柏妤指出，許多受害者在遭遇事件後，最常聽到的並不是支持，而是與責任有關的推測。例如有人會認為受害者「應該更小心」，或暗示其行為可能「引發誤會」。這些觀念雖然普遍，卻形成受害者復原的一大障礙。
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杜瑛秋補充，受害者在事件後最常見的心理狀態就是創傷，而二次傷害往往使創傷更加複雜。她指出，社會對受害者的質疑會讓他們不敢求助，甚至開始自我檢討，認為「是不是自己沒做好自我保護」。許多受害者因羞恥、害怕別人知道，或擔心不被相信，而選擇壓抑多年，才敢說出口。「外界的指責與質疑語氣，往往比事件本身造成的傷害更深。」她強調，這些現象都是「強暴文化」與「厭女偏見」持續在社會中運作的結果。
楊喬一提到，事件後最大的困難並不是處理流程，而是如何面對他人的想像與揣測。「我花了很久時間才意識到，別人的質疑不是因為我做錯，而是因為社會對性別暴力的誤解仍然存在。」她表示，旁人的好奇與過度關心，反而成為一種無形的壓力。
許多受害者也在職場或家庭中面臨類似處境。有些人被要求「不要張揚」、有人被建議「不要再提」，甚至有人被勸說「何必走法律程序」。這些看似善意的提醒，卻讓受害者必須在沉默與自我懷疑之間掙扎。
郭柏妤表示，當社群討論過度著重事件以外的細節，例如受害者的社交生活、工作內容或過往行為，這類討論容易模糊焦點，讓受害經驗本身被排在次要位置，往往會讓受害者再次感受到被審視的壓力。她呼籲社會應將焦點回歸加害者責任，避免過度將焦點放在受害者身上。
杜瑛秋也呼籲，社會在討論性暴力時應以「支持與理解」為首要，而非急於評論。他人的責難與好奇心往往會再次傷害受害者，使其陷入「不敢說」、「不敢求助」的循環。
她強調，接住受害者最重要的方式不是追問細節，也不是提出建議，而是讓他們知道「你不是一個人」。當社會願意以相信與支持來面對受害者，才真正有助於他們從創傷中復原，而不是在責難中再次受傷。
法律與心理後盾 陪伴創傷復原
對多數性騷擾受害者而言，事件過後的每一步都是挑戰，而法律與心理支援往往是他們最重要的依靠。除了案件處理程序，受害者更需要一個能夠理解並接納其情緒的環境。
近年台灣在性別平等相關政策持續調整，不僅著重法律責任，也強化受害者在案件後能接觸到的支援服務。例如部分地方政府與民間合作成立諮詢平台，讓民眾在尚未報案前，就能先了解如果採取行動會面臨哪些程序與選擇，減少因陌生感而產生的恐懼。
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杜瑛秋指出，基金會在協助受害者時最核心的工作，就是「專業性的訪談」。這些訪談能協助受害者穩定情緒、釐清事件，也能讓社工依照需求安排後續協助。她說，許多受害者不是不知道該怎麼做，而是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又或因害怕、羞愧、不敢面對而無力行動，因此需要有專業與支持在一旁陪伴。
勵馨基金會倡議專員郭柏妤指出，在協助性暴力受害者的過程中，「陪伴」往往比程序本身更重要。許多受害者面臨的困難不是不知道該怎麼做，而是沒有力量獨自面對。透過社工陪同、心理支持與法律諮詢，受害者能在複雜情緒中逐漸找到方向。
根據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設置的性創傷復原中心制度，被害者在報案或求助後，可被安排接受由受訓心理中心、輔導人員提供的心理支持與輔導。這樣的介入方式能讓受害者在接觸制度時感到安全，而非再次受到壓力。
杜瑛秋也提醒，社會運動或公開揭露並不是每位受害者都能或都適合的選擇。在MeToo運動中，有些受害者因不熟悉法律界線，可能在情緒推動下公開過多的資訊，反而面臨法律風險或被加害者反控，使其陷入另一種傷害。因此，她強調，支援系統需要提供的不是一句「勇敢說出來」，而是安全、穩妥的求助途徑與判斷協助，陪著受害者一起思考「怎麼說」與「說到什麼程度」。
受害者最需要的不是責難，而是陪伴。無論是警政、社福、法律或媒體，所有人都應幫助受害者在制度與社會中看到「能前進的路」，而不是讓他們在恐懼中猶豫、在壓力下退縮。
萬大法律事務所律師林萬憲認為，台灣需要更多跨領域合作，例如將社工、心理師與律師整合，使受害者不必在不同機構間奔走。法律程序固然重要，但若沒有相應的心理支持，許多受害者可能在途中選擇放棄，無法真正獲得保護。
總結來看，法律與心理支援是密不可分的。前者保障安全與權益，後者提供力量讓受害者能夠走下去。唯有兩者相互補強，受害者才能真正從創傷中恢復，而社會也能逐步建立更安全、更友善的環境。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