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劉安婕、張雅筑、鄭亦真／採訪報導
無論是戰地、天然災害還是社會事件，置身事發現場必然存在風險。「傳遞訊息是記者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任務。」台灣新聞攝影協會理事鍾宜杰表示，記者為傳遞訊息而不得不至現場採訪，同時也將自己暴露於危險之中，但台灣政府對於記者的安全卻不夠重視。
戰地訓練費用高 以旅遊簽證非法採訪遊走法律邊緣
鍾宜杰說明，取得戰地記者證書會比較容易申請到記者簽證，因此部分戰地記者會參加有國際認證的戰地記者訓練，了解世界各地的戰局、認識槍枝，還有模擬被俘虜時該如何逃脫等知識和技能。但因為取得戰地記者證書的訓練項目價格昂貴，新聞記者所屬媒體，很少願意花錢來幫助記者取得戰地簽證，或透過內部訓練來保障其人身安全。
戰地記者入境他國申請手續繁瑣與不易申請成功，因此多數台灣記者到他國進行採訪任務，並不使用記者簽證，而改以旅遊簽證。然而使用旅遊簽證可能會被以非法採訪的名義拘捕或驅逐出境，因此鍾宜杰直言，台灣記者常是「遊走在法律的邊緣」。
「做戰地記者當然會害怕。」國際獨立記者楊智強表示，2017年在羅興亞難民危機爆發前，他到緬甸進行採訪，在一個有警察駐守的清真寺前做了新聞播報，隨後一位緬甸男子問：「你是誰？你在做什麼？」便上前看了一下他的東西並告訴他，晚點會到飯店找他，要他回飯店等，那時他知道自己已經被盯上了，所以立刻回飯店收拾行囊，隨後到緬甸首都實兌的機場緊急搭機撤離。
楊智強接著說，機場中軍人、警察來來往往，是很緊張的時刻。他繼續補充，在國外採訪面臨著隨時可能被抓的風險，這不是一般人能夠經歷的，但處於高度緊張的環境中，並盡可能地把當地的狀況讓世人知道，這就是戰地記者的工作。
水裡來火裡去 危險的記者工作日常
颱風、地震、火災是台灣常見的災害，身為記者在災難來臨時，行動總是與一般民眾背道而馳。無論是被大浪打到，置身於震後搖搖欲墜的建築中，以及深入火場等種種危險情況，都是記者的工作日常。
中天新聞記者蔡秉宏說明，今年7月在煙花颱風來襲時，他被公司派到宜蘭做颱風現場的新聞直播。為讓攝影記者拍攝到海面上的畫面，他站在烏石港的北堤防上進行新聞直播，在直播的當下突然一個大浪打來，他嚇了一跳，他的下半身完全被打濕了，但當下正在做新聞連線，所以必須故作鎮定地把新聞播完。
跑社會線的記者通常比其他線的記者更容易遇到危險，「衝火場、跳樓都是我曾經做過的蠢事。」鍾宜杰說，為取得新聞畫面而衝到火場裡拍攝，被大火包圍再被消防員救出來；或者在火場中為了逃生而跳樓，還有爬上消防車拍攝新聞畫面不慎摔斷腿，這些事情都是記者在新聞採訪過程中的真實情境。
紀錄社會事件 鏡頭背後的血與淚
2019年香港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社會運動（簡稱「反修例運動」）受到全球關注，台灣不少媒體也派遣記者到香港忠實記錄，「那是我在學生時期後，第一次用盡全力跑步。」楊智強描述在香港反修例運動進行採訪時被警察追的情況。
東森新聞攝影記者蔡秉儒也憶及採訪現場的危險情況，「文字記者被嗆得直咳嗽，扛著攝影機的我被民眾推倒在地。」蔡秉儒說明，在採訪香港「三罷」（罷課、罷工、罷市）行動時，被催淚彈攻擊，又被躲避催淚彈的民眾從高台上推倒在地，這就是記者身陷社會事件現場常見的危險情況。
鍾宜杰也憶及，從2004年陳水扁連任總統後，到2006年的百萬人民反貪倒扁運動前，台灣的政局亂了一陣子，有一群反扁的人長期佔領凱達格蘭大道進行反扁行動，「我按著被玻璃割傷的傷口，走進醫院急診，看到三名躺在地上失去意識的電視台記者」。
鍾宜杰形容，當時在反扁行動現場採訪時，現場一片混亂，不僅目睹警民衝突中被人群吞噬的新聞同業，就連自己是怎麼受傷的都無從得知，也深刻體會到記者是個非常危險，且不夠受保障的職業。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2020年度報告中指出，2020年全球有至少50名記者在採訪任務中遇害，顯示出記者工作其實存在危險性，「我認為台灣對記者沒麼安全上的保障，即便有也不夠。」鍾宜杰表示，記者是必須承擔所有危險情況的職業，在國際上雖然已有一些專門維護記者安全的組織，但記者人身安全仍是台灣需要正視的課題。
記者勞動權無保障 加入協會、工會維護權益
從事記者等新媒體產業相關人員，因勞務型態特殊，常會有出入危險場合、工作時長不固定、臨時派遣等狀況出現。目前政府正在推廣加入工會享有政府補助40%的勞工保險費，許多記者會選擇加入職業工會來保障自己的權益，或是選擇加入公司內部工會成為會員，透過工會組織來發聲，讓資方聽見基層勞工的訴求。
楊智強在擔任獨立記者的時期，加入無國界記者組織及台灣記者協會。無國際記者組織東南亞分會據點在台灣，每年都會和台灣記者協會合辦安全訓練課程，讓會員自由參加。但他表示，台灣的國際記者在外地採訪時均沒有發生攻擊事件，儘管在戰地出現危急狀況也都需當下自己進行排除，以他的經驗，除了向台灣記者協會申請國際記者證之外，沒遇過需要請求協助的案例。
楊智強進入《報導者》服務後，目前是以個人名義加入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他透露《報導者》給記者的福利還不錯，所以也不太需要工會來幫他們處理什麼事情。
勞健保一直是勞工關注事項，現任台北市大眾傳播職業工會總幹事鄭文煌説：「記者職業工會的業務除負責辦理勞健保，現在也有實施勞工教育，政府近年來一直在推廣的男女平權來保障會員」。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無一定雇主加入工會的會員，其勞工保險費由政府補助40%。
對於記者工作時間不固定，儘管公司有明定上下班時間的規定，但還是經常會有超時或在假期被臨時派遣的問題出現，中天記者蔡秉宏說：「規定上有明訂，但很多時候都會超過，如果屬於臨時加班一、兩個小時的，就不會有什麼加班費。」不過他也提到，如果是公司在記者放假期間臨時派遣，就會用補放假時數的方式來補償。
東森攝影記者蔡秉儒為現任東森電視工會理事，他提及，以往東森需滿四個小時才算加班，而近期工會替員工們爭取到只要滿一個小時就可以報加班。為此，勞工局在民國105年發布了「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提供勞資雙方定義出勤紀錄的參考方針，為因應現在多元化的工作型態做調整，保障勞工的勞動權益，同時也讓勞資雙方能夠明確了解工作規則。
鍾宜杰：沒有一條新聞值得用生命去換
擁有多年攝影記者經驗的鍾宜杰，曾任路透社攝影記者，後轉任攝影主任，他分享在擔任攝影記者的期間，曾橫跨高速公路，只為拍一張車禍現場，後來卻發現並不值得，因為「沒有一條新聞值得用生命去換」。
鍾宜杰坦言會成為攝影記者，是一個偶然的契機。鍾宜杰就讀世新大學圖文傳播系時，有個到《自立早報》擔任攝影記者的實習機會。畢業後便成為攝影記者。他說：「原本只想說待一個暑假，結果就沒有離開過報社了。」
一開始對於攝影記者的工作並無概念，但久而久之便產生了興趣，鍾宜杰覺得攝影記者是一份富有魅力的工作。他表示非常認同一位同業這樣比喻：「做攝影記者就像坐在第一排看電影」。
曾為了拍一張火燒車的畫面，鍾宜杰與同事一同橫跨高速公路，最後卻發現傷者已被抬走，火也滅了，現場人去樓空，只剩一台車。他形容，那是年輕時做的蠢事，那麼做並不值得。「我們作為影像生產者，不是為了滿足觀眾聲光上的刺激」。鍾宜杰覺得，作為攝影記者是要記錄當下，「那是一種使命感」。
鍾宜杰認為，攝影記者一定要到現場，或許文字記者不需要直接到現場，可以詢問相關人士還原場面。但攝影記者需要畫面，除了到現場以外，也需要衝到前頭，才能取得最精采的畫面。
「我們是用圖像來認識世界的。」鍾宜杰表示，要在混亂中取得精采畫面的方法有二，一個是冷靜，另一個是運氣好。鍾宜杰曾拍攝到棒球選手「斷棒」的畫面，他認為這些好畫面都是「可遇不可求」。最後他也說，攝影除了平面以外，亦含括影片的部分，而對他來說，視覺是更加令人難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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