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黃薇、鄭妤安、賴禹丞、邱芃睿／採訪報導
日本與韓國因二次大戰徵用工賠償爭議開啟兩國間的貿易戰，由於日方對於韓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感到不滿，因此隨後限制三項關鍵電子原料出口韓國，並將韓國踢出安全和貿易友善國家的白名單之外。韓國則同樣把日本從白名單中移除，並拒絕續簽《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GSOMIA》作為反擊。兩國僵持不下，讓外界好奇這場貿易戰的最終去向。
貿易戰的初步影響
韓國最高法院去年年底針對二次大戰徵用工訴訟爭議做出判決，日本企業需向二次大戰徵用工進行個別賠償。在判決出爐的第一時間，日本外務大臣河野太郎隨即和韓國駐日大使李洙勛召開記者會，表達對判決結果的不滿。
日方主張徵用工賠償問題已於西元1965年《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中最終且完全地解決，因此拒絕賠償。
| 《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日韓兩國於1965年6月22日簽訂，又稱《日韓關於解決對日財產請求權和經濟合作的協定》，該協定內容提到「兩國和國民的財産、權利、利益和索賠權相關問題已得到完全且最終解決」。
資料來源／日經中文網 |
韓國此次判決引起日本的不滿，日本經濟產業省於今年7月1日宣布，自7月 4日起對出口至韓國的含氟聚醯亞胺（Fluorine Polyimide）、光阻劑（Resist）及蝕刻氣體（EtchingGas）等三項關鍵電子原料加強管制。
這三項分別是OLED面板與半導體製作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且由於日本在全球握有70％至90％的高市占率，全球的半導體業可以說是相當依賴日本提供原料。
對此，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副執行長李淳表示，以光阻劑為例，韓國從全世界進口的比重中有42％來自日本，近乎一半的比例，顯示韓國在光阻劑方面極度仰賴日本。
南韓對日本企業3項半導體關鍵原料的依賴程度。資料來源／中央社、製圖／鄭妤安
貿易戰尚未開打前，韓國享有出口簡化待遇，加強管制後，出口產品需向日本政府申請許可。申請時，需詳細說明使用目的及方法，並承諾相關原料絕不用在軍事武器上。
過程可能需要耗時長達90天的審核，儘管韓國嘗試國產以降低對日本的依賴性，但在品質及穩定性上日本占有相當大的優勢，李淳認為，韓國對電子原料的需求度極高，國產製造的量可能不夠國內使用，因此仍需向日本進口。
根據2018年韓國貿易協會的數據，南韓對日本材料和零組件依賴程度，其中依賴程度最高的是化學工業。資料來源／科技產業資訊室、製圖／龍俊佑
歧視性措施？保護國家？
日本加強出口管制的69天後，韓國於今年9月11日正式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申訴，認為日本此舉是出於「政治動機」，為針對韓國而採取的歧視性措施，也表示這種行為沒有正當性及合理性。
然而反觀日本立場，調整對韓國的貿易措施為加強國家安全的審查，防止韓國透過貿易或技術轉讓，將原料運給北韓作為軍事用途。
據自自由時報報導，日本經濟部門指出，根據《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第21條的國家安全例外條款規定，在涉及直接或間接販賣武器、彈藥、戰爭物資與軍用之其他物品的情況下，締約國可為保護國家安全與保障重大利益，採取必要措施。由此可猜測，日本可能會以保護國家安全的立場作為申辯。
貿易戰對韓半導體產業的影響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劉佩真表示，日韓貿易戰對於韓國DRAM產業（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影響而言，儘管2019年第三季上旬DRAM現貨價因日韓貿易戰所導致的恐慌性買盤促使其呈現反彈，但第三季合約價跌幅至少達一成，最主要是現貨市場規模小，無法有效去化原廠的高庫存。
加上終端需求仍疲弱的緣故，若爾後日韓貿易摩擦再次擴大，則恐衝擊終端產品的出貨。畢竟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環環相扣，且記憶體應用範圍廣泛，韓國的DRAM在全球市占率也高於七成，若無法順利生產，必將對處於新品齊發的智慧型手機、個人電腦（PC）、消費性電子、汽車等終端產品出貨帶來衝擊，連帶影響韓國、日本乃至於全球產業鏈的景氣。
而對於台廠可能因日韓貿易戰受惠的說法，李淳表示，短期內台灣的確可能受惠於轉單效應，但韓國為全世界DRAM主要供應國之一，台灣的電腦、手機代工業都會使用到，一旦韓國DRAM出現供應鏈不穩、價格上漲的情況，台灣的電子代工業反而會成為受害者。
韓盼提高自產率以達去日本化
劉佩真認為，不論未來日韓貿易戰是否能順利落幕，韓國對於半導體關鍵材料、設備供應鏈自主化的動作將加速運作，畢竟西元2017年韓國半導體材料自產率僅有50.3％，且在光刻液、高純度氟化氫產量趨近於零，此局面易被供應商所控制。
故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於今年7月3日決定對半導體材料、零部件、設備研發投入六兆韓圜，以因應中長期韓國在關鍵上游供應鏈的建置，計畫西元2022年將韓國半導體材料自產率提高至70％，甚至在西元2030年韓國所設定的系統半導體策略及願景政策中，韓國本土知名科技大廠三星（Samsung）將首要進行材料零組件的去日本化。
對台灣而言，針對半導體關鍵支援產業，我國現階段國產化比例也不高，顯然日韓貿易戰帶給國內發展半導體關鍵材料、設備重要性的啟示，尤其是材料市場幾乎由日本企業壟斷，高階加工設備供應商主要為荷蘭、日本、美國企業，因而台灣半導體業有必要強化半導體周邊支援行業自有化的發展，同時長期應逐步降低對單一供應商或者單一地區供應商的依賴。
徵用工爭議
貿易戰的主因要回溯到日韓過去的歷史糾紛。西元1910至1945年，為朝鮮半島受日本殖民期間，韓國青壯年勞動力大舉被日本政府徵召，分配在各個單位用以補充勞動力的不足。除了此次引發日韓貿易戰的「徵用工爭議」，婦女受徵用為軍隊提供性服務的「慰安婦」也包括在其中。
當時日本軍政府不僅向殖民地民衆招兵買馬，日商私人企業還強行雇用80萬名韓籍徵用工，這段期間不知情的勞工誤以爲是獲得寶貴的工作機會，實際上卻是落入今日被稱為「求職陷阱」的招募騙局之中而渾然不知。
當時徵召文宣多宣稱招募「洗衣工、礦工、農工等」，但事實上是從殖民國家掠奪勞動力，以非人道的方式管理這群名義上的受雇者。
數十萬青年漫無天日的進行苦力工作，絕大多數人有去無回。這樣的舉動在當時不僅傷害韓國家庭，至今更成爲受害者以及家屬永遠的痛。
西元1945年，二戰後結束後，日本與韓國政府建交。當時韓國政府由保守派領導人朴正熙（朴槿惠之父）領導，於西元1965年與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簽署《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協定。
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劉德海表示，以日本角度來看，這項協定為兩國約定以大約六億美元的援助金「最終且完全解決」日本與韓國之間的問題，其中包括徵用工的賠償。
但從韓國的角度來說，當時的賠償只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協議，民間私人企業並未真正獲得該有的賠償。自此之後，日本拒絕承認軍國主義時期，因發起戰爭後對殖民國家所造成的損失。
後續面對的求償請求，形式上多以民間機構的名義，提供開發中國家金援抑或成立民間基金會（如慰安婦女基金會）協助受害者。
兩國民意成貿易戰未來決策關鍵
以第三者的角度看，日韓之間的問題如同夫妻吵架，各有各的道理，難以爭辯對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韓國是受害者，多名勞工在過去受日本殖民政府不合理對待，而在事件結束後，不管是「慰安婦」或「徵用工」的爭議問題，日本道歉以及賠償的態度始終讓韓國感受不到誠意。
但從現今日本的角度看，這些都已是過去式，經過數次道歉，也付了高額的賠償金。不論韓國是自由派政府還是保守派，一樣都代表韓國，必須遵守已經達成的協議。
台灣智庫中心主任董思齊認為，韓國與日本兩國目前皆為民主國家，必須要符合由下而上的民意問題。特別是總統文在寅政治權力的取得是建立在進步派取向之下。進步派認為，韓國的轉型正義並不全面，包括過去日本殖民爭議至今的問題。
韓國交換生明李秀表示，貿易戰展開之前，到日本觀光的韓國人很多。貿易戰開打後，韓國人民不願意到日本觀光，且拒買日貨、拒用日本商品。
這樣的的反日情緒來自日本長期對歷史爭議不誠懇道歉的態度。雖然如何面對貿易戰最終的決策者是政府，但由下而上的民意壓力，也是韓國政府無法配合日本要求的重要因素。
日本政府也因民意支持，更加有恃無恐地對韓國採取經貿制裁，包括三項半導體原料的出口管制，以及將韓國踢出白名單。由此可知，民意取向為何，已變成兩國政府如何面對貿易戰的方向。
根據日經評論的民意調查中顯示，日本民眾多數支持日本政府對韓國實施出口管制。資料來源／日經亞洲評論、製圖／鄭妤安
日韓貿易戰爭與中美貿易戰最大的不同為，中美貿易戰是運用增加關稅來打壓對方經濟，雙方有失有得。而日本對韓國的貿易制裁，是以非關稅的行政方式打擊韓國，但日方在中間也並未獲取利益。
董思齊表示，日韓貿易戰是否長期化要看對雙方經濟受打擊的程度。短期來看，貿易戰對日本的壓力小，對韓國的衝擊大。但雙方狀態會隨著時間改變，韓國受到打擊的期間，在進出口方面會有轉型跟應對。
日本卻有可能因為與韓國交易減少的影響，造成內部經濟的壓力。而兩國之後的經濟狀況表現，將會決定貿易戰是否長期化的因素。
日韓貿易戰背後反映了歷史的衝突、民間對事件的觀感以及國際政治的判斷。若韓國與日本的共同目標皆是維護東北亞的安定，雙方需進行更多次的溝通，試圖找取平衡點來面對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