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黃品臻／採訪報導
罷工議題持續延燒，勞資雙方的對立、不同聲音的社會大眾、台灣罷工權的法律問題，一再顯示台灣在勞資爭議處理上，有待加強。為此，世新大學小世界公民論壇10月23日將邀請新北市勞工局專門委員胡華泰，以政府在罷工議題應擔任協調者的角度，探討台灣長期的勞資談判問題該如何解決。
繼2019年2月華航罷工事件落幕後，6月長榮航空也展開歷時17天的罷工期，為台灣罷工史寫下新篇章，罷工期不斷延長對勞方、資方、社會大眾三方的影響越來越大，罷工預告期的問題也逐漸浮上檯面。
台灣經常出現因勞資爭議不易解決而延伸的罷工事件，但因應產業性質的不同，罷工所影響的範圍也可大可小。胡華泰指出，華航、長榮這類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航空運輸業者，罷工期越長，影響也越大；而美麗華高球場罷工事件，僅是造成其會員的不便而已，然而兩者相同之處，是勞方希望以突襲方式達到給予資方壓力的目的。
毫無預警的罷工固然可以為資方帶來壓力，但同時也會牽連社會大眾，而這也是罷工預告期是否必須存在的爭議出處，胡華泰表示，企業的規模、企業與第三方之間法律關係的複雜程度，皆是影響預告期對勞方、資方、社會大眾這三方的重要依據。
現今社會對於罷工預告期的看法多是希望勞方在取得合法罷工權後，能夠給出一個具體的時間，讓資方與民眾都有時間反應、做準備，但對勞方來說，如此明確的時間預告等同是喪失了突襲的機會，使勞方無法達成訴求。
胡華泰認為，罷工預告期的實施，撇除現今多數人期望的確切時間點預告模式，也有另一種辦法，「勞方取得合法罷工權後便訴諸資方與民眾，但不需要提出確切的罷工時間點。」如此一來，不僅資方面對勞資問題，可以先行準備一個應對方式，勞方也能透過此預告方式，給予資方一定程度的壓力，使其訴求得以實現。
如果在最一開始勞資爭議出現時，勞資雙方能夠透過協商方式，對於欲調整事項，理性且平和地討論，並達成共識，胡華泰表示：「這將會是最理想的狀態。」然而這樣的事前協商，也正是政府單位需要思考如何執行的一項重大挑戰。
至於罷工調節期的協商，「找出雙方爭議點，努力尋求能讓勞資雙方各退一步的答案。」胡華泰表示，這是最好也最完善的解決方式，他也提到，如果在勞資爭議剛出現就採取罷工手段，縱使能夠因為影響到民眾進而對資方造成壓力，但勞方也未必能就此達成訴求，最好的方式莫過於雙方能坐下來，面對面好好說話。
胡華泰以一例一休（勞基法第36條）法案改革為例，政府立法單位定出法規後，產業界卻又喊著不適用。對此，他說若是要讓台灣罷工權的相關法律更加完善，勞資雙方之間應該透過積極協商，達成雙方都同意的勞權內容，讓政府有立法的參考標準，而不是一昧地要求政府立法，卻因為不能遵守勞動條件，導致更多勞資爭議的形成。
隨著勞權意識抬頭，罷工事件開始出現在台灣各個角落，加上媒體報導，使得民眾越來越重視罷工相關議題，預告期的存在與否、罷工權的相關法律改革、勞資雙方的理性協商，均需要各界的互助努力，絕非單方面可成就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