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曾鈺閔／採訪報導
青少年犯罪問題如何杜絕？毒品問題成為犯罪問題的根源，教育現場與家長都應站立在最前線，成為挽救青少年的第一防線，不過，教育現場的無助與家長護子心切的兩難，卻又成為日後司法單位執法上的難題，從實務面來看，到底面臨哪些問題，引發青少年毒品案件無法遏止的困境？
幫派組織背後操控 青少年犯罪愈滾愈大
青少年為何與毒品沾上邊？士林地方法院少年調查官兼保護官吉靜如認為，青少年犯罪的原因背後都與幫派組織有關，幫派集團吸引青少年施用毒品成癮後，便開始利用青少年「賣毒」，甚至使其成為詐欺案件中的「車手」，因此，近年來警方執法辦案時，破獲的詐欺案車手年紀愈來愈輕，背後都可能是幫派組織以毒品控制青少年犯案。
目前青少年喜愛使用新興毒品，情況更甚於成年族群，青少年不使用一般毒品，因為如安非他命需要吸食器、K菸的味道又太明顯，所以只要喝毒品咖啡包就好了，對青少年來說，新興毒品比較「經濟實惠、快速方便」，因此成為他們施用毒品的首選。
聽聽調保官怎麼說？
新興毒品認定困難 實務困境有待突破
對此，在實務上也遇到困境，吉靜如指出，新興毒品混雜多種毒品，成分太過複雜，導致在進行毒品檢測時，很難達到陽性反應，就算明顯感受青少年施用毒品，但因司法處事講求證據，而成為實務漏洞。
聯合國列管的新興毒品逾百種項目，但台灣列管速度卻未跟上，檢驗技術的更新也跟不上新興毒品的推陳出新，一般毒品的檢驗試劑僅需30、40元，新興毒品卻高達1000元以上。吉靜如表示，若要有所突破，就必須要加快新興毒品檢驗試劑的研發、解決經費有限的問題，目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改條文即是改變過去將新興毒品以「種類」作為列管方式，而改以「一組化學鍵」作認定，如含有甲基安非他命的成分就確認是新興毒品，如此才能將新興毒品的犯罪行為一網打盡。
各司其職成反效果 家長怒嗆「找麻煩」
吉靜如指出，目前在青少年案件中，不管是學校、警政、司法、社福單位，各部會其實都會經由通報系統加以連結，不過，當各個部會共同合作時，學校負責教育輔導、司法負責監控有沒有再犯行為、社福負責兒少保護或其他協助，因為各部會主責的事項不同，對家長而言，只會覺得「你們可以講清楚嗎？你們每個人都來找，到底煩不煩？」
吉靜如進一步舉例表示，學校進到家庭訪視時，家長說，「我家根本就是低收，沒有床給我兒子睡，所以他逃家、吸毒，你幫我弄個家嘛！」學校老師知道後，又能如何？而司法單位發現青少年是因為逃家才導致吸毒行為發生後，司法單位則認為青少年就是不可以逃家，家庭環境不好就一定要逃家嗎？
逃家就會演變成虞犯問題，就必須要介入處理，且若在青少年未滿18歲的情況下，家長必須要接受6小時的親職教育，家長不懂「這是在協助我，還是在處分我？」所以在各司其職結果下，家長不盡然感到開心，甚至開始產生負面情緒，認為「你們罰我上課，我兒子也不幫我關起來，你們根本就是在找我麻煩。」
渴望協助卻予取予求 家庭問題才是根源
從新聞報導中經常可見，許多家長以告學校、找學校麻煩的方式去回應學校的介入輔導，學校也不知道可以介入家庭多少、可以要求家長做什麼。不過，多數青少年選擇逃家，都跟家庭因素有關係，但家長不歸校方管理；若不能要求家長「你可不可以早點回家，讓小孩回家可以有人陪」，家長的反應則大多會是「那誰要賺錢養家？」因此，學校只能提供家長建議，只能處理學生的問題，但每當學生逃家、中輟，學校產生疏離感的時候，師生之間就容易產生衝突，所以學校能夠給予的幫助也不多。
當明白青少年的問題來自於家庭，但在詢問家長需要什麼協助時，家長的回應是「我想要你把他關起來」，每當家長說小孩很難管的時候，他到底是需要被協助還是需要單位的介入輔導？吉靜如認為，「其實有時候只是想要你幫他管，而不是他想改變什麼」，家長已經預想好策略，「要嘛關起來，要嘛斷絕關係，有事不要找我」或是「轉班、換老師」。
各單位提供很多資源，最後卻變成被協助者的予取予求，家長不在乎專業的意見，而是在意「你們可以給我什麼？」，在想要被協助的時候，家長需要立即的協助，希望檢察官把兒子關起來，而在申請感化教育處分後，家長卻又反悔，認為「兒子本性不錯，嚇嚇他就好，好好輔導他就行了。」，在司法工作上遇到這樣的家長該怎麼辦？吉靜如坦言，青少年進入青春期後，開始懂得辨認家庭的樣貌，家庭若是維持既有的樣貌，孩子是不會有改變的，最重要的仍在於家長必須要有意識的配合，並且有所作為。
不怕「貼標籤」 勇於面對才能永除後患
青少年是第一次因毒品而進案，但未必是吸食第一次，吉靜如說，青少年首次吸食毒品時，膽子沒有這麼大，會特別小心，但當施用次數越來越高時，就會愈來愈大膽，所以才會被抓到。青少年進案時都會說自己是第一次使用，但經過幾次審訊才又改口說，「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因此青少年「首次」進案時，多少都有輕微的成癮性，要做戒斷處置就有相對的難度。
吉靜如認為，學校與家長才能夠在第一時間及時發現孩子的偏差行為，家長在首次發現孩子施用毒品時，會害怕孩子「被關、被貼標籤」，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不知如何求助，家長若能勇於面對，並作出正確處理，就能挽救孩子免入歧途。
學校老師則可以藉由學生的眼神不對、情緒不穩、常與同學發生衝突等行為，推測學生有吸毒的可能，卻又礙於《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規定需要通知法定代理人才能進行驗尿工作，因而錯過導正的關鍵時機。吉靜如表示，此時，教育現場與家長在首次發現青少年施用毒品的情形時，若能更有意識地作出處理，或許就能夠防微杜漸。
毒品延伸犯罪問題 不成「主罪」反被忽視
固然青少年犯罪多數都是毒品案件，但在許多案件中，毒品並不是主罪，配加上「殺人、傷害、性侵」等較嚴重的罪行，青少年就有多重問題，進入感化院後，礙於人力與物力的缺乏，處理觀察勒戒的配套較少，毒品罪反而不是那麼重大，僅能處理較嚴重的主要犯罪。
吉靜如指出，青少年犯罪因毒品問題而起，受到幫派組織的控制，後續再沾染情節重大的罪行，因此她認為毒品犯罪應該要同等處理；在進行處置時，青少年有所改變，但若家庭環境沒有同等改變，最後回歸社會仍會面臨相同問題。
多元處遇應有客觀標準 最怕好事落成空
吉靜如認為，多元處遇模式增加後，若青少年只有「身癮」，就先進行醫療戒治，而非僅有監禁的選擇，醫療、社福資源進入後，確實令實務上在處理毒癮問題時，變得更有彈性。
不過，吉靜如表示，司法單位在評估處置的標準時，應要訂立客觀條件，多元處遇策略是為了因應不同層次的觸法情況，最怕演變成「依情節輕重」給處遇，當成是給青少年機會，「態度好」或「嘴上認錯」就給予多元處遇的方式，這並不是多元處遇模式實行後所樂見的，因此，裁判者應要有客觀標準去做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