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曾鈺閔、黃子暘／採訪報導
台灣的司法單位強力緝拿毒品，不過當毒品的黑手伸進校園後，又該如何處置？台北市教育局軍訓室校安股賴教官認為，雖然教育單位與緝毒單位目標都是希望毒品遠離校園，但光是因兩者位處的立場不同，處理青少年涉毒事件的態度就截然不同。
在輔導學生過程方面，除了不遺餘力的投注教育成本予以協助，教育單位也希望能透過家長的力量改正學生偏差行為，幫助學生回歸正途。
通報系統快速串聯 校安問題迅速掌握
透過「校安通報系統」，校園與社會局、警政單位、衛政等單位連結，同時共享資源，因而得以快速串聯並迅速掌握校園安全問題，提高校安危機處理的應變能力。按行政規則而言，若警方查獲學生涉毒案件，會針對個案發布違法案件通知書至教育部，再依程序告知校方，以避免個案遺漏。
校方接獲通知後，會再對涉毒學生進行為期3個月的春暉輔導工作，導師、輔導資源、駐區社工師等有餘力的資源同時都會投注其中，期望輔導改善學生偏差行為。
站在教育現場 相信學生才能建立關係
針對校園毒品危害事件，雖然司法與教育體制同時運行，但賴教官認為，「教育現場與司法現場的行事方式完全不同」，即便學生的尿液篩檢呈陽性反應，「站在教育的立場上，不容許將學生通報給警察單位，因為他就還是學生，我們也不是查緝單位」，除非學生的表現始終不佳，有進行第二次輔導的必要才會轉而尋求警方介入。
「站在教育的立場就是相信學生，關係才有辦法建立」，賴教官認為，即便得知學生犯罪的事實，教育單位要做的應是輔導學生偏差行為。反觀警政的思考方式，辦案時所見的就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雖然學生可能是被利用、誤觸毒品，但是依法辦事，對「違法情事罪證確鑿」的情況，不能也不許存有通融之心。
教育體制缺乏約束力 律法介入有其必要
台灣現行政策力圖斬斷毒品來源，針對毒品滲透校園事件而言，教育單位除了輔導學生偏差行為，從輔導過程中掌握學生從何處獲得毒品，蒐集情資轉交緝毒單位也非常重要。但，基於教育單位予以關懷與輔導的立場而言，學生若不願告知，教育單位也沒有約束力能夠強行要求學生提供資訊。
不論學生所涉情事嚴重情況，教育單位的職責就是輔導學生偏差行為，但缺乏約束力的事實，也造就學生不願提供毒品來源的消息，賴教官說，「教育單位僅被動的『有情資就提供』警政單位，沒有就相信學生，不要再問了」，學生們愛理不理的反應也只是輔導工作中的常態。
司法體制的加入正好能夠補足教育單位缺乏約束力的弱點，司法體制要求涉毒學生必須定期向保護官報到，保護官向教育單位詢問學生的到校狀況。但此刻，最重要的任務並非強求學生要有傑出的課業表現，而是輔導學生穩定就學；但此制度效果如何？教官指出，「雖然學生可能會遲到、曠課，但至少白天在學校是安全的」，藉此制度，學生也得以大幅降低與犯罪誘因（惡友、不良場所）的接觸，以此增加保護因子。
學輔資源有限 家庭教育責任的重要性
賴教官坦言，「學輔資源的能量有限，教育現場也沒有太大的施力點了」，即便對學生要予以關懷與輔導之責，但導師面對班級整體的照顧也不容輕視，對待單一特定學生難免會有疏忽。賴教官提到，其實各界資源全心投注給單一學生時，學生有時感受到的只有「你們好煩，不要靠近我」，對於外界的輔導工作總是感到排斥。
教育單位發現多數毒品案件都發生在高關懷學生身上，誘使學生接觸毒品的原因不少都有家庭因素牽扯其中，賴教官認為，「教育單位在輔導涉毒學生時，家長的力量也很重要」。然而，家長早就知情、「管不動」的案例亦不在少數，實務上也曾見過因家長忙於工作疏忽照料孩子，「用錢養小孩」，進一步使學生擁有充足的金源去購買毒品的問題。
教育單位原希望透過家長的力量，彌補輔導能量之不足，但卻也落入這般窘境。
「不做永遠不知道」 不計代價投注教育成本
輔導工作結束後，學生是否能夠真正遠離毒品？賴教官認為，經過3個月的輔導期程後，會定期追蹤學生的狀況，不過，有些再犯情況都不是發生在校園中，站在教育現場會相信學生不會再用，但事實真相還是學生自己最清楚。
涉毒學生多數有一項共同特徵，即是「社會化程度太深」，施用毒品需要錢、管道，過早社會化可能導致學生中途輟學。儘管國家會由「裁罰父母」等方式強制學生回歸校園受教，但若連父母都未能善盡督促孩子入學義務之責，司法單位會視情況決定是否將孩子暫時安置至收容機構，透過連結外界社福團體、非政府組織輔助孩子。
賴教官坦言，「外界傳言校園毒品問題氾濫，不過真相並非外界想像」，政策面時常在探討「成果」與「花在刀口上的成本付出」，教育單位確實不遺餘力輔導偏差行為的學生，但涉毒的原因其中牽扯太多因素，教育單位願意投注大量的教育成本來幫助學生，若要探究成果問題，「其實都是要做了才會知道有沒有，不做永遠都是沒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