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陸萱、廖晨歡 ／採訪報導
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後，話題延燒至今仍不減。這齣以無差別殺人為主軸刻畫被害者的故事，背後更追溯至加害者事發後對自己家庭以及社會的影響。當大家言論一面導向同情被害者，撻伐加害者時，替加害者辯護的律師便成為社會的眾矢之的。那些幫犯罪者辯護的法扶律師到底在想什麼呢？若加害者身分為精神病患時，又該如何做出適當的判決呢？
大眾通常對於「精障患者」都會貼上負面的標籤，認為他們就是較危險的族群。民眾在一般的狀況下，對於幫助殺人犯辯護的律師，也存在著很多疑問，甚至有民眾表示，是不是只要殺人犯是精障患者，便等於擁有免死金牌？
擁有死刑辯護經驗的律師林俊宏表示，「律師的作用跟功能，是幫當事人找到一個最適當的一個處罰，不當然是幫當事人爭取一個無罪。」他也表示診斷當事者是否為精障患者也需要經過鑑定的，並不是每一位精障患者犯下殺人案時，都能免去刑責。
社會對精障患者有太多先入為主的觀念，精神科職能治療師郝柏瑋表示，精障患者需要進行長時間的追蹤治療，若大家都不願意和他們親近，這樣無法幫助他們加強與社會的連結力，疏於關心的同時，也容易導致病患做出犯罪行為。
郝柏瑋也表示，若能設置精障患者專用法庭，律師與法官透過司法機構的再教育，提高對精神患者的了解，或許在判決上就會有更多相關依據，進而增加社會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