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汪祐寧／採訪報導
今年公視推出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以下簡稱《與惡》），以無差別殺人事件為起點，串聯出不同立場關係者的故事。由演員賈靜雯飾演的新聞台編輯主管宋喬安，她的兒子是隨機殺人事件的罹難者，但事件發生當下她必須堅守電視台的崗位，為閱聽眾傳遞真實報導；但身為人母的她難掩悲傷情緒，在報導客觀真實與為兒子討公道之間兩難。
透過網路文章來源分析後可以得知，《與惡》話題性十足的劇情，使該劇在短短一個月的播出期間內引起社會熱議，4月21日播出最後一集後，文章數量直線攀升。
此外，《與惡》也帶動了多項議題的探討，包含無差別殺人、廢除死刑、人權律師、精神障礙者以及媒體自律等，其中以「無差別殺人」討論度最高，各家媒體報導之下共產生了511篇討論文章；從文字雲的圖表也可以看出，民眾對於「殺人」、「無差別」、「加害者」等議題有著較高度的關心。
資料來源／浚鴻數據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製圖／陳奕樵
殺人犯需要辯護律師？ 法律應維護人權實踐公平
無差別殺人又稱為隨機殺人，犯人通常不認識被害者，跟對方無任何關係，犯案動機也跟感情、財物、尋仇、性慾無關。台灣也曾發生過多起無差別殺人案，2012年湯姆熊殺童案、2014年北捷鄭捷案、2015年北投女童割喉案，以及2016年小燈泡案等，都是震驚台灣社會的隨機殺人案件。
造成無差別殺人發生的原因眾多，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王伯頎指出，以台灣案件觀察，促成主因皆為犯人的個人處境及想法，加害者對自身環境不滿，進而厭惡社會，產生報復社會的想法；或是想透過被判死刑，完成自殺的願望；甚至是對殺人產生興趣、從中得到快感；也可能是加害者本身就有怪異想法、精神混亂等問題。
隨機殺人案件發生後，經由媒體的推播，難免影響社會風氣、造成民眾恐慌，此時，法院如何裁決成了穩定社會的關鍵因素。《刑事訴訟法》第31條規定，「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若於審判中未選任辯護人，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也就是說，無論犯案原因，只要被判三年以上就需要辯護律師。
然而，法律規範引起社會出現反對聲浪：「為何要幫殺人犯辯護？」以鄭捷為例，他曾坦言是因為想死但不敢自殺，所以選擇殺人；殺越多人、越容易被判死刑，不免讓大眾認為那些缺乏人性、不尊重他人人權的殺人犯，不應該獲得律師的協助，連帶地使加害者的辯護律師遭受社會負面輿論。
《與惡》中由演員吳慷仁飾演的王赦，即是替殺人犯辯護的法扶人權律師，剛正不阿、堅守法律專業的他，只因為辯護人是無差別殺人案的嫌犯，因而引起社會反感，被稱為「顧人怨」律師，甚至遭到反對民眾潑糞。
但站在法律的角度而言，王伯頎說明，這項規定是為了保障雙方權益，經由律師或辯護人察明犯案動機，更完整的了解事件前因，有助於發現真實、避免誤判；況且，即使隨機殺人案大多為現行犯，人證、物證確鑿，但法官還是需要透過錄音、錄影等可能被造假的二手物件來審判，因此，為了確保最終裁決符合公平正義，律師是重要角色。
此外，法院判決跟社會風氣會互相影響，重大殺人事件發生時，民眾會有被害恐懼感，希望法院盡快判犯人死刑、實踐正義；而法院為了符合民眾期待，也會視情況使用《速審法》，加速案件的判決。
但王伯頎認為，「如果只是把加害人關到監獄裡，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審判是最基本的處罰，但更積極改變現況的做法，是理解加害者犯案動機。因此讓加害者家屬、專家學者等人進入審判程序，可以更仔細地找出犯罪動機，有效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加害者辯護律師的存在，除了讓法官能更全面的審判案件外，也能避免嫌犯因司法誤判而受到傷害，實現真正的公平正義；而民眾也應減少先入為主的觀念，不要被媒體報導的輿論影響立場，需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才能以正確的心態面對社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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