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張瑋真、陳亭瑜、黎宣佑／採訪報導
高教擴張後 在天秤擺盪的大學
九〇年代的教改，是台灣教育史的轉捩點。當時社會風氣逐漸開放，改革教育體制也成為全民熱烈討論的議題，政府實施教改的理念無非是希望教育能夠回歸本質，讓學生能夠「快樂學習」，並且每一位來自不同家庭的學生都可以立足在同樣的起跑點。
民國83年四一〇教改行動聯盟提出「廣設高中、大學」的口號，85年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也予以呼應，於是台灣的高等教育開始擴張。教育改革的內容除了增加學校數量，也囊括教育相關法條、教材、師資、財政等繁複的面向。大學數量自民國79年的53所，至今106年成長為129所，其中包含公立及私立大學，但獨立學院、專科學校等不列入計算，使得台灣的大學密度在世界排名中名列前茅。
廣設大學後，幾乎所有人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但在近年少子化的衝擊下，要如何平衡教育品質與學校營收，成了學校經營者的一大煩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以下簡稱為「高教司」）以書面回覆說明，國立大學實施校務基金制度後，預算的編列分為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公務預算）以及自籌收入（含學雜費、產學合作、受贈等項目）兩大類。
私立大學則因屬於私人興學，故其預算及經費皆應由各校自行籌措，並依《私立學校法》規定，各校每年預算書經董事會通過後，需報教育部備查。
依照我國目前租稅制度（稅制18.4%）以及財政能力，高等教育的學費需由政府、學校和受教者共同負擔，但公、私立學校能從政府中得到的補助相差距大，以國立陽明大學105學年度為例，學生學雜費僅占學校總收入的10.26%，其為國立大學最低者，而私校中最高真理大學學雜費占學校總收入的77.63%，這也說明為何私立大學的學雜費會此昂貴。
除此之外，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大千認為，大學雖以公立及私立區分，但其實台灣沒有真正的私立大學，因為政府對於私立大學的運作仍多有介入。
曾大千說明，學校經營有很大部分是仰賴政府的補助經費，矛盾的是，政府認為私立學校應自行籌措辦學經費，卻又以每年通過校務評鑑即可向政府爭取經費的手段影響各校經營。然而，此經費屬於「競爭型經費」，並非每所學校都可獲得。
根據曾大千的研究，教育部會藉由校務評鑑裡的評分指標來核發經費，造成原本就因名次位於前段的大學，因其招收的學生本來就具備較佳的經濟或知識條件，表現好自然能成就學校評鑑的佳績。反觀後段的學校，原本資源就匱乏，學校若未能爭取到政府的經費，自然會擴大資源分配差距的影響。
反教育商品化聯盟成員謝毅弘指出，大學普及化之後，社會普遍會把大學視為國民教育，大學學歷變成找工作的必須條件，但卻不是所有人都負擔得起讀大學的費用，再加上不斷有數所學校紛紛向政府提出調漲學費的申請，對學生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必須在出社會前就背負高額的就學貸款。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林子斌則表示，目前政府對於大學的定位並不明確，政府對於高等教育擴張無完善配套，也缺乏一個基準。例如，究竟是要讓大學成為公共財還是市場化？以及若念大學是勢在必行，要如何達到社會公平得以讓資源平均分配，至目前為止仍未定調。
從未平等的起跑點 如何公平競爭？
為了能客觀分辨出學生在各項能力的程度，政府因而制定一套標準化考試，讓所有考生可以用最公平的方式，考取心目中的志願學校。然而長年下來發現，雖然考試是平等的，所有考生的題目都一樣，但仍會因不同學生的家庭因素，而使學習資源出現差距。因此，教育部經由一連串的檢討與改革，才演變成如今的多元入學招生制度。
高教司表示，高等教育肩負培育國家社會人才的重任，同時也是國家學術研究重鎮，為了能讓學生適性揚才，政府自91年改以「多元入學管道」取代原本單一聯考的分發制度。其中多元入學中「繁星推薦」與「個人申請」的成效，已成功達到區域均衡及照顧弱勢的目標。
「許多民眾反諷多元入學實際上是多『錢』入學。」林子斌對於政府呈現的績效有不同想法，由於個人申請的計分方式除了學測成績，備審資料中的其他表現也會納入考量，如校外競賽得名、特殊才藝能力證明等，也作為加分的參考。他指出，究竟此方式能確實讓學生展現其能力，還是會更加重學生的負擔、讓家庭經濟較不突出的學生失去加分的可能？
林子斌補充，個人申請的面試教授並不會單純只看備審資料的內容，畢竟老師們也知道，這些豐富的履歷背後某些程度都受到父母的社經背景的影響。但是若從學生的臨場反應來評分，經濟條件較好的學生也可以找人幫忙模擬面試，這些是否也算階級複製的結果，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至於繁星推薦，曾大千覺得確實有達到「區域均衡」，也就是讓每所學校的學生都擁有上台、清、交等分數較高學校的機會。無奈的是，政府也不能避免部分想要鑽漏洞的家長或學生。他舉例，曾有家長為了讓孩子以繁星上好大學，高中以前就幫孩子遷戶口，讓小孩可以念校內不那麼競爭的高中，最後因為在校名次都很前面，繁星上了台大。
找出大學價值 少子化是危機也是契機
學者與民眾皆認為入學制度尚有可改善空間，但無論招生以及入學制度為何，將來政府與學校所要面臨的共同課題還有少子化現象。少子化可能造成大學因為招生不足接連倒閉，或者學生數量少，造成學校無法營運而調漲學費。
對此謝毅弘提出，少子化對台灣的大學來說不見得是危機，甚至可以化為轉機。他說如果政府每年投注在大學的經費維持不變，每個學生可以分得的資源反而變多。台灣現在教育經費的問題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若政府能妥善平均分配給每所大學的補助，相信少子化不會是大學紛紛退場的主因。
林子斌也認為，台灣的大學其實是可以吸引國外學生就讀的，但受制於政府的規定。教育部介入了大學學費的收費以及調漲標準，導致某些學校無法依照自己的理念辦學或達到自身期望的教育品質。再加上政府限制境外生人數，近年又因「新南向政策」，著重在招收東南亞國家的學生，對鄰近的國家如日本、韓國等較無推廣宣傳，才會有學校招不到學生的狀況。
「台灣對於大學理念的探討是當務之急。」曾大千感嘆，台灣是把大學當中、小學在辦，中、小學的性質是沒有什麼差別，但大學應該要有自己的特色。學生常以學校分數填志願，例如想念電機系的人就從台大、清大、交大、成大一直往下填，若同一個科系在不同大學中仍有優劣之別，代表大學的特色沒出來。如果各大學可以發展自己的特色，在招生上就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如同高教司所述，大學肩負重責大任，是培育國家人才的搖籃。但若大學的主管機關或者社會對於大學的定位都不清楚，學生只為了文憑念大學，真正的「大學價值」可能也難以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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