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趙宥寧、高子涵／採訪報導
上月初，善牧基金會專門安置受暴少女的機構「德蓮之家」驚傳因「人力不足」而停業，原安置在此的6名未成年，被要求限期離開、轉往其他安置機構。事實上，不少社福單位皆面臨了「人力」與「經費」問題，裡頭的工作人員，諸如社工或是生活輔導員的勞動處境，更多半充斥著「高工時、高壓、低薪」。
照服員月薪3萬 賴揆稱「做功德」
行政院長賴清德日前在「長照2.0專線1966」的記者會上，曾向長照第一線、月薪僅3萬元的照護服務員喊話，雖然照顧老人辛苦，3萬塊好像「袂和」，仍勉勵這群照服員把工作當成「做功德」，直言這是一個「功德台灣」，此話一出，立馬引來勞工團體重砲批評，也有民間準備發起譏諷意味十足的「過勞大悲功德大法會」，打算要來集誦《勞基法》。
為此，新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林宗翰苦笑，其實社工在許多人的刻板印象中也是在「做功德」，若從勞動條件看，這份每日工時嚴重超標、加班時數往往無法申報。
公部門編制受限 社福委外辦理成常態
社會工作為社會安全網中的一道重要防線，依不同機構性質提供兒童與少年、婦女、老人、身障者、遊民，甚至是社會救助、社會政策與立法遊說等錯綜複雜的服務項目。從106年衛生福利部統計上半年「社會工作員工作成果」彙報來看，以新北市300萬人口為例，區域內光是兒童及少年服務人次就達43.8萬、老人服務13萬、婦女服務52.1萬、身心障礙38.7萬、社會救助及其他則達1.7萬人次。如此繁雜的案件數，新北市政府內的社工人員卻僅有338人，平均一人就要服務近1萬人。
想當然，新北市幅員廣闊，要這338人負擔所有案件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但政府受限於員額，因此多半會採取如同「承攬」的方式，將社福工作發包委由民間團體協辦。不過，民間社福團體多半資金仰賴「捐款」或是「募資」，當我們都以為政府會「發好發滿」，將所需的服務經費及相關人事費用足額給付時，林宗翰這時左右搖了頭，直呼「才沒有！政府都叫我們做功德」、「功德發電」。
政府補助、民間募資 收支仍難持平
林宗翰說明，目前國家政策將工作外包給地方私人機構，當面臨經費不足時，政府期待機構靠著「自籌款」來補貼。但台灣社福產業自推動以來，多半由宗教代表或是地方慈善團體來組織，基本上還仰賴民間捐款經營。
而早期機構少，社福業這塊大餅就被瓜分的少；但當機構多了，許多公司行號或是扶輪社、獅子會等均有定期捐款額度的組織，也許為了尋求曝光，進而在「捐十家，就有十次露面機會」的誘因下，選擇分配捐款而非集中資助。換句話說，每間社福團體平接收到的款項與資源，就會越來越少。林宗翰補充，這部分也和國家整體經濟有關，「當經濟不好時，民間捐助資源就會減少。」
眼見社福界正面臨經費逐年減少，業務逐年增加的窘境。林宗翰說，若以兒少安置機構為例，全台灣雖設立近上百間兒童之家，但公營的才三間，其中又分為北、中、南區，東部更沒有資源。但政府給予的補助款相不敷成本，曾在兒少安置機構任職生輔員的陳欣涵就說，政府平均補助每個小孩一個月1萬元，然而這1萬元卻是包含了孩子的吃、喝、拉、撒，教育、水電使用等各式雜費，其中也涵括了照顧者（社工、生輔員）的人事費，使用上非常緊縮。
林宗翰更指出，光是讓每個照顧者工作8小時，一天就必須請三個人來輪班，這些錢「光請人都不夠！」甚至可能還有庇護所場地的租金。陳欣涵也直言，政府補助機構的支出可能連一半都不到，其餘的經費就只能仰賴民間自籌。
兒少為國家責任 政府責任不能少
「該國家做的，國家就該盡全責。」林宗翰認為，舉凡是兒童保護、安全，這類社會服務應該由國家全面支持，但若是政府之於弱勢家庭，像是中、低收入戶這類原本就有提供的補助，民間單位則可以透過募款再來從旁協助。「因為他（政府）錢也不夠啊，只好期待你自己想辦法。」陳欣涵則認為「國家哪有錢不夠，是錢要放在哪裡」的問題。
一例一休影響大？ 加班費只可遠觀不可褻玩
去年底《勞動基準法》修法通過，一例一休正式上路，雖然最終版本砍了七天國定假日，但政府仍期待讓勞工一周內至少能擁有兩天假期。除此之外，也大幅修正加班費的計算方式，其中在「休息日」這天，若勞工須加班出勤，工資則須從優計算。面對一例一休帶來的勞動環境調整，不少業者大喊吃不消，更有部分業者為此調漲商品售價，聲稱是為了因應一例一休帶來的成本與負荷。
林宗翰反批，其實不少社福產業很早就施行周休二日的制度，因此社福機構理當不會受一例一休影響。但在社福業中，「加班費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是一個看的到吃不到的東西。」林宗翰以他曾任職的家扶中心為例，多傾向加班即補休，亦即不核發加班費，但補時數，可能今天晚兩小時下班，明天就晚兩小時上班。陳欣涵接著說，但在一例一休通過後，等同讓勞工選擇要加班費還是補休，主管基於「節省成本」，唯一方法就是不讓你加班。
不過，社福產業最大的困難是要因應個案需求，特別是青少年，「如果你現在不抓住他，他可能就不見了、溜掉了」陳欣涵指出，社工的專業判斷能力被主管的「加班認定」剝奪，但基於良心，多半社工會選擇「做功德」，請不到加班費就算了。
勞檢不夠嚴 資方根本沒在怕！
林宗翰認為「機構要合法（勞基法）啦」，陳欣涵接著說「以前不合法的，現在都在哇哇叫，以前合法的，現在就都沒事。」但政府若沒加強勞檢，其實資方也沒在怕，但還是會有防禦心。
加班補休送上帝 社工人生甘苦談
林宗翰還原過去社工職場生涯，每天早上8點進公司打開電腦，處理一下新舊案件，之後可能要聯絡捐款廠家，假若他們需要有人出席相關公益活動時，則需趕緊打電話聯繫，此時可能你的個案來找你，你就必須暫時放下手邊的工作，解決個案需求，忙完個案之後，繼續坐回忙碌的辦公桌前，把代辦事項完結。
此外，有時基金會也會出隊、代辦活動，林宗翰說，曾經甚至因為帶領活動連續出勤，卻沒能申報加班，也有同業因為加班補休在時間內來不及休完，「（加班時數）直接奉獻給上帝」。若要避免營隊這類超時出勤，唯一解方就是「不要辦」或「多點人來辦」。但後者幾乎不可行，前者則往往考驗社工良心，究竟該犧牲服務品質還是勞苦自己？
而未來《勞基法》若真如現行政院提出的5大修法方向持續進行，「休息日工資核實計算」、「特休假可遞延一年」、「輪班間由11小時縮為8小時」、「7休1變14休2」、「單月加班上限54小時、3個月內不得超過138小時」等「四不變」、「四彈性」修法方針，社工這門行業「低薪、高工時、高壓力、高風險」的勞動環境，是否會因這回《勞基法》修法後，面臨更艱難的處境？
陳欣涵認為，始終都是因為機構人力不足，讓七休一班表排不出來，如今修法，就是讓種種不合法，一夕間全部合法；林宗翰也補充，若再配合加班、調班，將讓一個勞工的作息變得很亂，如同醫護人員正面臨著痛苦的「花花班」，未來社工人員也可能是這樣的狀況。
工會組織率7趴 未來卻靠工會、勞資會議把關勞工權益？
在勞動三權中，勞工握有「團結」、「協商」、「爭議」的權柄，當面對不堪的勞動條件，抑或不合理的對待時，勞工得依《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與資方抗衡，去年華航空服員罷工就是一個案例。不過，資方並非省油的燈，各種「秋後算帳」的風聲仍時有所聞。
組工會方面，新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林宗翰就談到，工會成立之初，擔任理事及理事長的每個過程都曾被主管、同事關心過。他舉例，上份工作的執行長就曾來問他「為什麼你要組工會？難道基金會對你不好嗎？為什麼要組織工會來傷害機構？」也在勞資會議時被刻意關心「有沒有在錄音？」，有些同事甚至質疑「你為什麼不離開機構？」，也曾有主管批評林宗翰組工會是工作態度差的表現，形同一種職場霸凌。
林宗翰認為，若從主管、高層角度切入來分析，會發現他們完全忽略「組工會」只是勞方期待能取得平等對話，進一步促進勞資和諧的空間。他更直言，也許早期受到黨國教育的影響，造成大眾對「組工會」這件事抱持恐懼。但事實上，組工會並不是要去傷害任何一個雇主，而是要保護工作人員能受到平等的對待。
陳欣涵也補充，不只社福單位，各行各業普遍皆然，都存有明顯勞資不對等的現象。她接著說，像是每三個月都要召開的勞資會議，但勞資會議中的張力明顯一高一低。撇除企業工會不談，以職業工會來說，若勞工能團結入工會，形同有一個外部力量在支撐，員工雖然在組織間的集結不夠，但仍可以依靠外部團體來協助發聲。
台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沈曜逸也說，工會能從旁陪同勞工進行團體協商，作為勞工後盾。他也舉例，某間民間機構近期打算調整員工班表，雖資方聲稱能讓勞工在時間運用上有更多彈性，但背後主因就是要來規避勞工加班費。為此，勞方提出勞動調解，也委託北市社工職業工會從旁協助，最後這場仗打贏了！班表沒被資方的「行政權」動手腳，但是加班費的認定，目前還持續努力爭取中。
然而，《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近日正進行逐條審查，12月4日晚間10時左右正式送出委員會，交付一個月的黨團協商冷凍期。為了對抗惡法，勞工團體一早便守候在立法院群賢樓外抗戰，除了痛斥將大開過勞後門，更質疑台灣勞工工會組成率低，未來勞工除了靠自己單打獨鬥，更有可能面臨資方黑箱的「勞資會議」，一決勞工生死。
一例一休太僵硬 修法添柔軟
行政院長賴清德自今年九月上任以來，表示四處接獲民怨，積極欲修《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便推出了「四個彈性、四個不變」的修法版本，勞動部長林美珠也跟著一搭一唱，總統蔡英文也在賴清德的轉述下，保有政院行使各種權利的「彈性」。
勞工們！你聽過工會、勞資會議嗎？
然而，這個影響全台灣1000多萬勞工甚鉅的修法內容，由於須保有各種彈性，除了「休息日加班採核實計算」、「加班工時上限調高至每月54小時、三個月內得勻支，上限138小時」。其餘「輪班間隔11小時可縮為八小時」、「七休一放寬，（可能）14休二」、「特休假得遞延至隔年未修完折算工資」等幾項與勞工「工時」攸關的幾項樓地板規則，未來只要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樓地板隨時可以被踏破，但勞工掉下來，誰會來接住呢？
根據勞動部統計，台灣140萬家企業中，勞工的企業與產業工會組織率僅7.3％，比率遠低於日、韓；另一方面，雖依據《勞資會議實施辦法》中規定，「事業單位應依本辦法規定舉辦勞資會議」且「勞資會議至少每三個月舉辦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但實際上，有些勞工甚至不知道有勞資會議，甚至僅有7萬多家企業有召開，勞資會議的涵蓋率僅4.96％。在實務中，即便擁有爭議權的工會代表，也幾乎未能與雇主對等協商，「秋後算帳」的案例更是時有所聞，也間接使得勞資會議「極易」淪為資方變更勞動條件的橡皮圖章。
面對台灣有1000多萬勞工，140多萬家企業中，勞資會議覆蓋率僅4.96%、勞工的企業與產業工會組織率僅7.3％，現今《勞基法》修正案打算靠著上述兩者大談「彈性」，對於勞工團體推算未來若修法通過，將加劇「過勞之島」的慘況。針對過勞質疑，勞動部則認為是「極端案例」，並非每位企業都這般惡劣，不過，透過修法機制將極端合法化，豈不正與廣大勞工們，以及總統蔡英文當初的勞工競選承諾大相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