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翁意晴、胡格非、徐瑋佑／聯合報導
「兩岸都有家，但又感覺不是家。」這是22歲台商二代黃棕閔的心聲。近幾年，這些台商家庭，隨著兩岸經濟、人民、網路、文化互動頻繁。對於國家、族群的認同也開始變得模糊，在迷惘的表情下逐漸產生新的歸屬感。
總統府資政兼任企業家的辜寬敏，在今年6月14日舉辦記者會提出，目前，在大陸的台灣商人、台籍幹部、台灣眷屬人數合計約100萬人。他強調：「這100萬，都是老闆、技術人員、管理人員」。
台灣與中國/大陸，兩岸政治對立，經濟和貿易卻有著相互依存的現象，可謂既矛盾又曖昧。從1978年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台商一代至大陸投資、開設工廠，至今已有一群人，在彼岸各鄉鎮擁有資本、資產，形成一個已然「深耕」大陸的台商群體。
台商一代，普遍認同「台灣人」的身份，同時也不排斥「中國人」，在兩種身份游移。以經濟學的認同觀，強調個人在太平世界中的選擇權利。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主任詹昭能認為，台商一代多數對於「政治認同感」高轉移性較弱，當事人對政治投入較低，且專注於事業投資上，形成雙重認同的可能性就會提高，跟政治型態有關。
異鄉人:兩岸皆家，卻也不是家
「台商二代」，在《中華民國國籍法》採屬人主義的原則下，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屬中華民國國籍。在身份上屬於「台灣人」。但因為成長背景深受「中國化」所影響，同時親戚還在台灣，或與台灣人交流頻繁。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這是他們心中的困惑。
今年22歲，在台灣出生的黃棕閔，自三歲跟著父母前往大陸昆山開設塑料工廠，開啟他在大陸10幾年的成長生活。他就讀于昆山國際學校從小學一路到高中畢業，高考完依父母建議，回到台灣讀大學。他在大學時，第一堂課自我介紹：「我只會用拼音，寫簡體字，但我是台灣嘉義人。」
有時他會自問，「我是台灣人啊！但我在台灣沒有家，只有親戚家，但我在大陸的家好像也不是家。」對於他來說，在小時候，每三年回台灣就像「去」旅遊，「並沒有感覺是回家了。」
政治因素與情感認同的糾葛
回台灣之後面臨的，不只是文化的差異，更是政治認知的衝擊。大二太陽花學運，使黃棕閔開始關注政治和兩岸新聞，坦言在大學以前，他從未去細想中共教育課綱內，歷史課本所記載的事件與自己的關係，對他來說：「只是記憶、應付考試罷了！」
從社會心理學層面角度看，詹昭能說：「認同，是情感的因素大於理性，並非理性分析的結果。屬於人與符號之間，產生的強烈連結。歸屬感，則屬於身處的地域性、團體，產生的感受。」例如黃棕閔回台灣後經歷的人事物，對台情感連結會增加，相對的對大陸的印象，也可能會時過境遷。
情感的特色，在於會隨著分離時間拉長，而會逐漸淡掉。台商二代「台灣認同」流動歷程：在小時候人脈基礎以父母為主，對自己的觀念會受父母主觀意識所影響。進入到校園，會受團體和教育影響。隨著進入職場，產生「解離」，即是情感上的認同，可以和工作分開。但一但回來台灣頻率變高，認同感就會增強。
另一方面，詹昭能說：「這種在雙重文化背景下成長的台商二代，會同時背負兩種符號認同。就是『非常大陸』和『非常台灣』，主因也是政治因素參雜其中。」他們容易產生雙趨衝突或雙避衝突，前者是對兩岸皆有情感，但難以割捨；後者則是面對一但選擇自己是「中國人」、「台灣人」，勢必要捨棄另一個身份，感到進退兩難的心理困境，兩者都會使其矛盾不舒服。
父母看台商二代：兩岸族群 應在理解下互動
台灣屬於移民社會，在這背景下，歸屬感不只是地域性的，也包含人際關係的歸屬感。人們普遍希望有團體可以依附，是歸屬感的問題，因為這是生存的元素。個體在一個地方找不到歸屬感，會感到落寞，無法生存。所以人們會因為求生本能，設法去加入一個團體，以讓自己生存。
58歲的黃麗方屬於「外省二代」，十幾年前丈夫和公公，把企業從台灣移往大陸發展，於廈門開設鋼鐵工廠。面對兩岸交流，她認為：「台灣人認同自己是台灣人，這是該肯定且鼓勵的。但不該建立在其他人都是『敵人』的基礎上。」
她以外省二代身分，在台灣生活多年的經驗。強調同在台灣島上的人們，不該再去分裂各個族群。她女兒以前在美國就學時，其他台灣人卻以貶義、嘲弄口吻，稱她女兒是『外省婆』。反觀，她發現廈門鋼鐵工廠的員工們，雖會因為來自不同省份各自成一群，但彼此之間對外，還是會稱「我們是中國人」，不會特地去分隔妳我。她認為兩岸的交流更是如此，應彼此尊重各自文化。
當被問及「妳認為妳的家在哪裡？」她毫不猶豫的說：「當然，我還是希望我的家人們，都留在台灣建立家庭。因為台灣政局相對大陸穩定。」以他們家是資方而言，休假是彈性的，且廈門和台北不過一小時飛機的距離。她說：「兩岸很近，很方便。每個禮拜回來也可以。我媳婦、女兒、孫子和我都在台灣，我丈夫、兒子都廈門、台北兩邊跑。但我還是比較喜歡台灣。」但她說她丈夫面對孩子就業，則認為：「哪裡有發展，就去哪裡，不要侷限在台灣。」
台商子女 留在大陸發展成趨勢
認同感，絕不是一種既定的事實，而是人為建構和創造出來的，會隨著不斷創造和消解的現實中產生流動，且往往會隨著經濟市場所影響。
22歲的蘇玥在台出生，因父母在上海經商多年，她國小讀大陸的學校、高中在美國紐約就讀、大學回到台灣讀Christ’s College。雖曾考慮留在台灣的航空公司就業，但最後主修英文學系和擁有留學背景的她，還是選擇投入上海的英文補教業。她坦言：「大陸在經濟各方面，需求和市場比較大，機會也較多。同時學生更認真。」
黃棕閔回到台灣之後，由於見慣大陸的競爭環境下的學生，因為不想和台灣的大學同學一樣「混」，反而競爭感更強。他認為，不論是否接手家裡的事業，都會選擇去大陸發展，畢竟大陸的市場大，經濟環境較好、且互聯網發展完善。尤其是在資訊化和全球化的時代，兩岸之間很難想像純粹的本質，來做為認同的基礎，台商二代的更是如此。
對於多數台商而言，赴彼岸定居純粹是經濟考量，然而官方政治角力，以致台商及其二代認同感糾結。但在兩岸政、經無法分立下，如何自處，端看其個人智慧。在全球化世界中，國際、國族分界越加模糊，也許以「地球人」自處亦是種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