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魏莉穎、蔡芃敏、李可心、胡皓宸、翁悅心／台北報導
香港回歸二十年，中國雖在經濟上處處讓利，卻愈來愈無法贏得港人的心。香港主權轉移，伴隨而來的，為何是經濟滑落、房價飛漲、言論自由限縮等結果？
九七回歸 中未深涉
1997年以前，英國殖民時期，總督擁有地方事務的最終決定權，且駐外公務員有本地化的傾向，外加二戰後英國聚焦於國內的經濟問題，無暇理會遠東的事務，香港得以自行設定匯率，亦享受一定的商務自主權。而在回歸初期，中央嚴守不介入特區事務的規範，受港人信任。
若觀十年前的香港，並無濃烈的排中意識。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 （Centre d’étude français sur la Chine contemporaine， 簡稱 CEFC）在十年前，針對香港政治社會發展研究指出，回歸十年的香港，已逐漸接納「中國意識」，且另一民調也顯示香港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從1996年的24.5% 升至2006年的45.5%。現居台灣攻讀博士學位的香港人陳瑄，回想大學時期的朋友，許多人早已前往大陸發展，他更補充，在九七年香港回歸時，許多極端反中的人早已移民他國，因此留下來的八零世代，對「中國」並無強烈反感。
回歸初期，中國嚴守不介入特區事務的規範，因此港人對接手的政權較為信任。但在2003年，五十萬港人針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內文：中國將可無條件制止所有持「危害國家安全」嫌疑之組織及人物，走上街頭反對，由於基本法修正案涉及言論自由，此次遊行港民反應激烈，為回歸以來最大的示威遊行。香港皇仁書院首任學生評議會主席孔德朗說，近年「一國兩制」並未落實兩制的原意，反而偏向中央集權，他對港未來「感到憂慮多於樂觀」。
金融海嘯 扭轉局面
香港為經濟、金融體系強勢的國際大都會，而港人也往往以此為傲。2016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香港將亞洲金融中心寶座更拱手讓給新加坡，排名第四，而2017年最新的數據仍是如此，且北京、上海緊追在後。陳瑄解釋，香港經濟於2008年的金融海嘯受挫，原本幣值比中國高卻慢慢趨向與人民幣同值。
大陸因素高度牽動香港的經濟，過去香港扮演的是中國吸引外資的角色，但隨著中國開放，不須再透過香港吸引外資。目前中國仍是香港最大出口市場，對其貿易輸出佔總出口一半。大陸崛起後，香港失去原先優勢，無論產業創新或貨物吞吐量，都難以與一河之隔的深圳相比。
目前香港的經濟年成長率為2%左右，相較於大陸主要城市，成長率都在7%以上，港經濟發展不比以往。香港占中國GDP比例也從回歸時逾15％降至3％，由此推算2022年之前，重慶、成都、武漢、杭州等城市經濟總量極可能追上香港。其恐從全球經濟、金融、航運中心，淪為區域性中心城市。
陸客炒房 港人蝸居
陸資進入港炒房，造成房價高不可攀，寸土寸金景況下，港人只好選擇蝸居。香港街頭人潮仍多，但旅遊、運輸商務等各產業都明顯不如過往。其中香港的房市，更是讓許多港人喘不過氣、選擇出走的原因。香港雖貴為金融重鎮，但貧富差距的懸殊，許多平民百姓付不起昂貴的生活支出。在中國崛起、各大城市陸續開放，香港若找不出無法取代的優勢，其前途不容樂觀。
1997香港回歸中國時，鄧小平宣示將維持香港繁榮，然而二十年後寸土寸金的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僅13.9平方公尺。梁振英任內開放邊境，開放陸資進入香港買地炒樓，街頭小販消失，大型陸資量販店進駐，錢全進入陸資口袋，加深貧富差距。台灣地產中介李碧霞表示，近年接到的香港客人量，不斷增加，並從港籍客人口中得知，自香港回歸，大陸人口比例增加後，生活品質降低，相同投資金額，不如投資文化相近的台灣，不僅能有較好的生活品質，也能享有高度的自由。
據2017美國研究機構發布的年度國際樓價負擔能力報告中，香港樓價中位數是家庭平均年收入的18.1倍，連續7年蟬聯全球最難負擔城市。高房價促使劏房、籠屋和棺材屋出現，目前全香港劏房居民約有20萬人，而劏房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卻僅有5.8平方公尺。
港不景氣 新世代反撲
香港景氣低迷、貧富差距懸殊，面對陸資的強勢襲擊以及梁振英的高壓統治，陳瑄認為這是近期令港人大力反抗政府的原因之一。
近年港人經常以遊行方式，表達民意。2012年十二萬人包圍港府反對「國民教育」課程，2014年「雨傘運動」更號召五十萬人，爭取普選，抗議者要求政府修改選舉方案，以及行政長官梁振英下台。這兩項訴求皆沒成功，同時，導致中央與香港關係降至冰點，卻喚醒香港年輕人的政治意識。孔德朗表示，雖引起青年關注，但激昂情緒易被時間沖淡，且多數人仍希望能避免激烈的抗爭，以和平的手段向中共表達訴求。
此外，香港經濟不比從前，大陸發展猛起直追。孔德朗提及，目前中共不斷地以各種方法，如修改基本法、虛假普選、取消新科議員資格等，一再測試港人的底線，並以基本法的模糊地帶，擅加解釋。唯有透過民意壓力，才能使中央正視香港問題。
港媒傾中缺左派
雖說人民已上街頭表態立場，但陳瑄卻覺得，香港的媒體仍缺乏左派思維來批判、督促媒體。CEFC在2007年的研究曾提及，「港媒為民主之代理平台」，在缺乏民主制度的香港，媒體似乎是唯一能海納社論、民意的平台。如今香港已回歸二十年，媒體的角色及立場也有相當程度的蛻變。
根據無國界新聞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所訂定的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來看，亞洲國家中，香港目前排名73名，落後於位居第45名的台灣、63名的南韓以及72名的日本。而香港之後的新加坡、印尼及大陸排行均落於百名之外。香港在2002 年第一次統計至今，已從18名往後退了55個名次。根據紐約時報今年四月的報導，無國界新聞組織選擇於台北，而非香港，設立亞洲第一個辦公室，背後原因與港媒近年來逐漸受大陸主導相關。但除了無國界新聞組織外，各大國際媒體仍是在香港設立亞洲辦公室，而非台北，其中包含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及法新社等。
回顧十年前，陳瑄翻譯所畢業後決定嘗試媒體業，而她和報紙業的第一次邂逅，是與傾中的大公報。大公報創立於1949年，與文匯報、香港經濟報等刊物一齊並列為重要的「左報」。香港傳統媒體大致可以分為三類，除了除左報，其中筆鋒較為自由，並時常抨擊政府的媒體，以蘋果日報做代表，而較富教育意涵及內容中性的，為星島日報跟民報。香港傳統報業的「左」，並非一般認知中「激進」的「左派」，而是地理位置上的「左」，意旨「左邊的中國」。有趣的是，陳瑄在大公報工作時，自身的政治立場從不是同事或親友關心或刁難的焦點，而她覺得在當時港媒業界裡工作的人，本身都很清楚新聞沒有所謂真正的「中立」，因此也不會再「立場」上面大作文章。
「這觀點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會認同。九零年代的年輕人比我們八零年代的還要更排中。」陳瑄認為，今日的媒體相較十年前，對於政治立場更加敏感。可惜再怎麼敏感，對於資本主義的仰賴已是近乎內化的支持、甚至習慣。她覺得香港最大的敵人，可能不是中共，而是資本主義，當香港重度依賴大陸資金時，人民不見得會捍衛「左派思維」包含的普世價值。而當港媒無法透過積極的「左派」來批判政府，便難以作為「民主的代理平台」。
當然，這並不代表說港媒並沒有試圖為人民帶來蛻變與希望。2012年，由蔡東豪、劉細良、宋漢生、梁文道一同創辦的「主場新聞」，透過網路傳播，形成一個擄獲民心自由派網媒。主場新聞的內容除了蒐集時事，更強調人權以及其他普世價值的宣導，一度為許多支持自由派理念港民帶來一絲希望。不料，在2014 年，蔡東豪卻以「白色恐怖氛圍瀰漫」，以及「收支為平衡」為原因，結束主場新聞的運作。
陳瑄表示，主場新聞的結束之於香港人對媒體的信任下降，連同政治環境的保守、高壓，可以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很多人覺得「新聞說辦就辦、說撤就撤，根本如兒戲」，因此無法再信任。
避開民粹 廣納華人市場
現今的港媒，面對政治傾中以及媒體市場的不景氣，反而傾向避免「偏鋒」、「民粹」的報導風格，轉而創造屬於「華人市場」的媒體平台。各家端傳媒、關鍵評論網，等網路平台採用「非傳統式」的新聞媒體運作方式，廣納社論並在台灣、東南亞等有華人人口的地區設點，積極報導攸關華人以及國際局勢的新聞。
可惜的是，拋開民粹及偏鋒的政治立場，能夠在「理念」以及「意識形態」透過媒體的力量造成「迴響」的媒體平台實在甚少。陳瑄仍然惋嘆，香港人無法擺脫對於資本注意的擁簇，而能夠督促政府以及媒體所需的激進聲浪不成氣候，香港短時間內能做的改變實在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