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魏莉穎、李可心、蔡芃敏、胡皓宸、翁悅心/台北報導
隨中國崛起,美國重返亞太,南韓的政局動盪和總統川普的上台,國際局勢變化迅速,現今亞太地區風起雲湧,暗流湧動。亞洲四小龍作為亞太地區重要的四大經濟體,迎接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
包括臺灣、香港、韓國及新加坡的「亞洲四小龍」一詞於1970年出現,直至1990年代開始退燒。九〇年代起,美國保護主義、301條款的壓力,以及國際貿易組織的興起,因此使四小龍開始調整關稅、改變內部體制,四小龍經濟成長率逐漸放緩,不復過往的7%。
然而,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才是衰退的主要原因。
當時的金融危機大大重創了以財團為主的南韓經濟,雖然臺灣的中小企業型態,以及新加坡、香港的當局政策,使其得以在此風暴中倖免,不過,當時亞洲市場更因日本的泡沫經濟陷入低迷,四小龍的發展也面臨極大挑戰。
共產催化 小龍呈祥
1970年代,香港、新加坡、臺灣、南韓四國,藉已開發國家轉移勞動密集產業的機會,以廉價勞力優勢,吸引外資和技術投入,並妥善調整經濟發展策略,成為亞洲的經濟車頭。1945年二戰結束後,全球快速發展,在科學技術革命的推動下,許多新興工業誕生,強化國際專業分工的必要性。
新加坡、香港皆曾受英國統治,在法治、教育及經濟方面深受影響;日本在臺灣與南韓奠定的基礎建設,也成日後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的動力。對此,政大社科院副教授吳得源指出,冷戰時期,四小龍皆面臨共產主義的威脅,英、美為防止共產勢力擴張,紛紛提供資金援助,為其日後的發展鋪陳。
以農為本 龍躍國際
亞洲四小龍的強勢崛起,帶動亞洲經濟,其發展歷程也被許多國家,如亞洲四小虎借鏡。但臺灣憑藉著何種優勢足以躋身四小龍?戰後初期,我國物資缺乏,經濟蕭條,通貨膨脹嚴重。國府遷臺後,政府奉行「以農養工」的政策,施行土地改革政策,促進農業轉型,並將剩餘勞力轉移,發展輕工業,憑藉日治時期所奠定之基礎及美援等因素下,經濟漸成長。1950年代時期,實行「進口替代」政策,以農產品出口賺取外匯,發展民生工業。1960年通過《獎勵投資條例》,積極爭取外商來臺投資,並陸續設立加工出口區,以擴大生產,扮演加工中繼站的角色,成為國際分工體系中的一環。
民族特性勤儉 四小龍崛起
鑑於四小龍皆屬「儒家文化圈」,人民具備勤勞、節儉、儲蓄及重視教育等傳統觀念,有助於經濟成長。吳得源指出,華人儒家思想的儲蓄觀以及積極進取的民族性,也多少促成了四小龍的崛起。對照來看,上世紀六〇年代,菲律賓曾是東南亞最富裕國家,且在亞洲經濟實力僅次日本,然而除了歷經馬可仕政權腐敗以及政策失敗外,菲國民族性也可能為其經濟衰敗的因素之一。反觀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四小龍,因著人民的儲蓄習慣加上大量外資導入,形成內外條件具備的優良經濟體。
威權體制下 創造經濟奇蹟
四小龍的崛起,除了經濟因素,也和政治、歷史息息相關。吳得源表示,當時這四個地區多為威權體制,當權者掌握重大決策權,政府得以扶植策略產業、政策能夠快速推動及貫徹。回顧歷史,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採取柔性獨裁,大力扶植金融產業,以成為金融中心作為新加坡發展的目標,提供稅收減免制度、開放金融市場,以吸引跨國的金融機構;南韓前總統朴正熙利用鐵腕統治的策略,致力於經濟建設和提高勞工待遇,發展「五年計劃」和「新鄉村運動」,創造了「漢江奇蹟」。
現今,根據2015年的經濟數據顯示,新加坡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人均國民收入(GNI per capita)在四國中表現最好,通貨膨脹率(Inflation Rate)和失業率(Unemployment Rate)也處在最低水平。體現出新加坡強勁的經濟實力。但較低的國內生產總值是其經濟隱患之一。
南韓有著四國中最高的經濟成長率,但人均GDP落後新加坡和香港;而獨特的財閥經濟和大學生人數的大量增加,讓年輕人失業率居高不下。儘管前總統朴槿惠2015年推出降低青年失業計畫,但可惜成效不彰。3.6%的高失業率,是未來的新政府急須解決的問題之一。
二度轉型 港為金融重鎮
2015年香港的經濟數據在各方面表現良好,但高達3.0%的通貨膨脹率是其問題所在。香港同受韓戰影響,聯合國為杜絕共產主義擴張,對中國實施禁運,使得原以轉口貿易支撐的香港必須面臨經濟轉型,適逢大量大陸知識份子及資本家逃至香港,加上難民做為廉價勞動力,香港開始發展工業。然而八〇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迫使香港經濟再次轉型,由輕工業發展成如今的國際金融中心。
同樣是面積狹小的新加坡,自1961年,先後制定了兩個五年經濟計劃,開始發展工業和經濟,並透過關稅政策吸引外資,短短十年內,新加坡成為世界主要電子產品出口國,更因有港口,發展出有別其餘三小龍的煉油產業。
小龍光環漸黯淡 大國爭鋒尋機遇
相較其他「三龍」,臺灣的各項數據相對落後。0.75%的經濟成長率顯示臺灣經濟發展幾近停滯,3.87%的失業率也是政府急需解決的問題之一。發展勢頭正盛的中國與亞洲四小龍相比,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和國內生產總值(GDP)遠超四國。而人口眾多的中國伴隨著經濟發展,總消費支出年增率也遙遙領先。但同時也因為中國龐大的人口,使得亞洲四小龍在人均數據方面相較中國有相當大的優勢,失業率也比中國較低。
歷經了八〇年代美國的保護主義、九七年亞洲經融風暴及民主政治興起,「亞洲四小龍」的光環逐漸暗淡。四小龍發展受國際因素影響,南韓、臺灣與香港的經濟和大陸密不可分、並受其牽制。反觀現今四小龍內部政治,臺灣雖民主化但藍綠內耗空轉,導致經濟停滯。香港人民爭取民主,發起了「雨傘革命」。南韓閨蜜門事件造成其政治動盪,北韓也蠢蠢欲動、隨時可能發生第二次韓戰,讓南韓面臨內憂外患的局勢。大環境不如以往,亞洲四小龍會不會成為歷史名詞呢?吳得源認為,雖然大環境已經改變,但四小龍仍有機會,相較東協在競爭上仍有優勢,如何成為中國及歐美國家的橋樑是恢復榮景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