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議員厲耿桂芳於日前探望一群居住在「夜總會」的老榮民,他們是名副其實的一隻腳踏進棺材的人,在缺乏生活所需的情況下,厲耿桂芳常前往探視關心或救濟他們,但是隨著歲月的流失,老兵們也逐漸凋零。在辛亥捷運站後方大片墓塚中,住著一群退役老兵,因為經濟上的困頓,及社會環境差異,民國六十年間從軍隊退伍後,在不得已情況下,選擇鎮日與墓塚為伍的生活。過去,他們曾經過著沒水沒電的原始生活,如今,雖然多了幾片遮風避雨的磚瓦,但是惡劣的環境及民眾的冷漠,依然壓迫著他們。這群老榮民於民國三十八年,隨著國軍隻身來台,終身以報效國家為志,如今他們大都年事已高,最年輕的也有七十多歲了。從軍中退伍後,由於文化、社會環境的差異,加上沒有一技之長及田地,時常受到社會排擠,工作上也只能拾他人不做的粗活,像堆肥、挖土等工作,成為他們主要的經濟來源,他們從不怨天尤人,自怨自艾;有的只是一貫爽朗的笑容,及樂觀的人生觀。問他們為什麼會選擇與墓地為鄰,一位七十五歲的黃祖信表示,由於在台灣舉目無親,軍中退伍之後,只想找個安靜的落腳處,經友人建議,選擇在此處居住,即使當時地方不到一坪大,也沒有廚房及廁所,民生需求只能喝從布滿墓塚的山上流下來,他們笑稱是「死人水」的山泉水,晚上也只能以燭光來照明,到現在仍是所有的人共用一個電錶、水錶,生活上雖然艱苦,但是能和相同文化、生活背景的人共同生活,分享心情,卻是他們精神上最大的支柱。活了大把年紀,仍身在異鄉,對他們來說,對於台灣的情感,甚至比對家鄉更來得濃烈。但是時代的變遷,他們卻被歸類為另類族群,當初忠貞愛國的情操,早已被歲月及意識型態的洪流所淹沒。惡劣的環境,居住起來,並不舒適,但榮民們卻不以為苦,唯一讓他們困擾及難過的,是遲遲無法融入社會,往往被排除在社區活動的名單之外,社區座談或協調時,意見表達也不受重視,或許榮民們給的印象大多是固執,不可理喻,但在辛亥捷運站後方的這些老榮民們,卻是習慣以一種包容、樂觀的心情來看待社會上的各個人、事、物。台北市榮民服務處主任謝立光表示,語言及文化上的隔閡,使得這些人的聲音往往不受重視,榮民們很難融入地方生活。謝立光說,希望社會能以長遠、多元、慈悲的心態來看待他們,這些人都是共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一群人,不該有你我之分。記者實地走訪當地環境,四周的墳墓,著實令人心生畏懼,房舍也多是由鐵皮屋頂搭建,甚至直接建築在墓地上,而周遭的墓園早已破壞當地的水土保持,若是遇到颱風或大雨侵襲,居住在此地的榮民們,也只能自求多福,相關單位必須重視他們的安危。原籍江西,民國三十九年來台的黃祖信,在辛亥捷運站後方的大片墓塚中,居住了二十多年,曾經想過自殺了結生命,也計畫一個人孤獨終老,沒想到現已是古稀之年,縱使生活並不寬裕,攜家帶眷住在墓區,卻也甘之如飴。民國十九年出生,三十九年隨著蔣氏政權來台的黃祖信,民國六十七年準備除役時,當時在台舉目無親,回鄉之途又遙遙無期,只想找個清靜的地方,度完剩下的日子,在友人建議下,選擇在墳墓居住,當時以三萬五買下附近豬舍,就在這沒水沒電的環境下,生活了四年。渴了,就取附近混濁的山泉水食用,天黑了,就點燃蠟燭照明,過著原始人生活。黃祖信搬到此處後,許多找不到處所安身的老榮民們,也加入行列,成為這裡的住戶,最多曾到四十多戶,七十幾歲的黃祖信在這個地方,算是年輕的了。 爽朗的黃祖信,也曾經歷過一段低潮,但卻因禍得福,娶了太太。當他準備退伍時,到空軍總醫院(現國軍松山醫院)做檢查,發現必須立刻動手術裝設人工肛門,因此對人生絕望,甚至想了斷生命,結果是院方診斷錯誤,讓他又重拾信心,和當時助理護士,墜入愛河,終於結為夫妻,並育有一子二女,一家五口仍住在墳區,只是原來不到一坪大的房子,就地擴建,就此簡陋地住了二十餘年。現在的他生活仍不寬裕,只能靠著太太外出工作,貼補家用。平日,和社區民眾,鮮少互動,更別說要參與社區舉辦的活動,這些對他們而言,都是一種奢求。他們只能參加榮服處所舉辦的活動,也只有在這些活動當中,才可享受到應有的關愛與尊重。 黃祖信的故事,只是這社會的一隅,但卻反映出絕大部分退休榮民們的生活縮影,社會不應該給予另類眼光,他們都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也同樣需要你我關心。 致力於關心榮民生活的市議員厲耿桂芳表示,這些榮民們的生活,的確不好過,光靠民意代表及社會團體的力量是不夠的,他們需要社會大眾的接納,幫助他們融入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