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徐瑋璐、湛子洋、顏啟恩／採訪報導
近年德國開始興起一波「迷你工作（Mini Job）潮」，即為短時間、低工資的兼職工作，月薪不超556（台幣約兩萬），每周工時不超十小時。迷你工作的出現是為了讓退休人士填補勞動缺口的，不過因其工作門檻較低、時間較短，迷你工作也成為了在德國留學的國際學生熱門的就職選擇。
異鄉工讀記事 邊讀書邊打拼
在多數人眼中，德國是一個高等教育發達且學費低廉的理想留學地。但對許多國際學生而言，求學之路不僅僅是課堂上的努力，生活開銷的壓力也讓他們必須投入工讀，而「迷你工作」便成了許多外籍學生的重要生存方式。在德國，Mini Job通常是指每周約十小時的低時薪短工，收入上限為每月556歐元，不需繳交所得稅，對國際學生相對友善。
今年二十五歲、來自印度的哈迪在德國求學已滿三年。他就讀的是德國一所英語授課的工程學系，除了免學費外，他也透過打工自行負擔生活費。哈迪歷經多種工讀經驗，從更新Google地圖的街頭實習員、德國小吃餐館的廚房助手、廚師、櫃臺接待，到人力資源部門的實習生，以及電子公司和清潔服務的工作。他形容，這些年來的職涯「非常多樣」，也因為身為國際學生，有時必須接受比當地人更辛苦的工作條件。
「我曾經接過一份在足球場的迷你工作，那個場地離我住的城市要坐二到三個小時的火車。」哈迪苦笑著說：「有時候工作結束很晚，只好過夜，真的很累。」
然而，哈迪也指出其中隱含的風險，「有些迷你工作根本是非法的，雇主不提供正式合約，也可能少給工資，一旦被查到，學生有可能被驅逐出境。」
儘管風險存在，哈迪仍認為這些工作經驗十分寶貴。一次在小吃餐館工作的經歷讓他印象深刻，「我原本在廚房，後來被升到櫃臺，甚至和老闆成了朋友。」他回憶某天老闆請他喝啤酒，卻因為不習慣德國文化邊工作邊飲酒而不小心喝醉了，「我醉到無法工作，但老闆竟然還是給我全日工資，甚至親自送我回家。」
語言差異挑戰多 迷你工作成選擇
對於不會德語的國際學生來說，大城市的迷你工作機會較多，但在小城市則難以找到適合的職缺。不過哈迪也觀察到，不同背景的國際學生在找工作時有不同的策略，「我認識幾位中國學生，他們很聰明，會找像翻譯這種對語言能力有優勢的工作，比我們在餐廳洗碗、打掃輕鬆多了。」
至於什麼樣的人適合從事迷你工，哈迪認為，這要看工作類型，「如果是需要體力的工作，可能不適合女生；如果是需要與人溝通的服務業，單靠英語可能會有困難。」他強調，迷你工作雖然簡單，但同樣需要應變能力與積極的學習態度。
迷你工作的工作型態介於工讀與正職之間，雖然工資並不高，卻讓學生能有足夠的時間去顧及學業。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管理學系助理教授陳立儀也分享，迷你工作之所以適合學生，是因為他們都不屬於「主要勞動市場」的核心工作力；對學生而言，主業是學習與培養未來職能，迷你工作是學習之外的小型勞動參與。
低保險無年資 年輕人何去何從
儘管哈迪能在迷你工作中找到成長經驗，但當越來越多年輕人投入迷你工作，也有越來越多聲音質疑，這樣的制度是否真能提供穩定的職涯支撐。迷你工作登記程序簡便、時間彈性，且稅負低，對私人家庭幫傭等職位甚至保險費更少。看似自由彈性的迷你工作背後，卻隱藏著無法升遷也難以累積年資與保險的陷阱。
長年居住在德國的戴良鈺指出，「如果僱主是公保，那勞工還有健保，但如果是私保或根本沒登記，那基本什麼都沒有。沒有失業保險、也不保障醫療，這對勞工的職業發展和經濟穩定性都造成不利影響。」
同時她也補充，德國政府之所以推動迷你工作，是希望防止黑工及保障工人的權益，但這樣的「保障」其實非常薄弱。這套制度初衷為降低就業門檻，卻也削弱了工人累積年資、保險與升遷的可能性。
這樣的情況也並不局限於德國，以台灣的角度對照德國的迷你工作打工，不少台灣青年也開始選擇斜槓或兼職形式的非典型就業，青年局作為青年陪伴者的角色，除了提供創業諮詢與職涯課程，也安排專業諮詢員協助青年釐清方向。台北市政府青年局職涯發中心陳怡玲股長坦言：「這些非典型就業，看似自由，但其實是廉價勞動的包裝。如果長期陷在這樣的工作裡，會讓年輕人越做越窮。」她以「working poor」來形容這樣的現象，一邊工作、一邊貧窮，最終形成一種看不見的階級困局。
從制度層面觀察，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林宏陽指出，迷你工作制度的彈性設計，對於追求多元生活方式的年輕人而言，確實具有吸引力。然而若要仿效德國制度引進台灣，仍面臨社會保險、稅制設計等多重挑戰。他提醒：「不要只看到迷你工的彈性與自由，也要思考台灣是否已具備承接的制度基礎。」
德台制度相對照 兼職勞權待完善
相較於德國迷你工作制度的明確規範，台灣的《勞基法》雖然對於兼職工作也有一定的保障，例如上修最低時薪、規定的勞健保，但仍舊缺乏針對非典型勞動型態的專屬制度設計，加上制度執行力的嚴謹度不足，使得兼職勞工的權益仍處於保障薄弱的灰色地帶。
曾在德國求學的陳媐云分享自己過去在台灣兼職的經驗。她提到，根據勞基法的規定一天八小時的班，每工作四小時應有一段休息時間，但若那天因人力不足，休息時間會被安排在最後，所以為了符合《勞基法》對於工時的規定，她必須連續工作八小時後還要待在現場休息30分鐘才能打卡下班。這樣的安排不僅沒有讓勞工獲得應有的休息，反而還變相的延長了勞動時間。
「台灣的勞工保障其實比德國的好，只是問題在於台灣在相關法規的落實這件事情上面，並沒有執行的很完善，以至於說往往會感覺到，台灣兼職工作者的保障似乎不足。」陳立儀說明。以陳媐云的經歷可以看到，雖然台灣在勞工保障制度上擁有相對優勢，但由於台灣雇主在法規執行上的消極，甚至鑽法律漏洞，導致許多勞工無法獲得應有的保障。相較之下，德國的雇主普遍更重視勞工權益，不僅嚴格落實休息時間，相關的工作福利也有執行確實。
而林宏陽認為，斜槓這個詞其實沒那麼精確，每個人本身就有多元的能力，只是在雇主的眼中， 斜槓就是你沒有好好專心做我的事情；要如何讓政府看見他們對於社會的多元的貢獻，並提供一個基礎的年金保障，也許台灣還有待改進的地方。林宏陽以台灣知名導演《看見台灣》的作者齊柏林為例，他原先是一名公務員，隨著他追隨夢想離開後，年資就中斷了，目前社會上還有許多領域上的工作者，他們的貢獻同樣沒有辦法被正確衡量。當我們透過斜槓看這個社會的發展，更為多元的同時也應思考，如何確保所有勞工的基礎權益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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