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列印用途廣 創新技術器捐新曙光
記者 莊佳芳、温祺荏、陳曉芹／採訪報導
3D列印技術目前已可應用在醫學層面，近年來，有學者開始用這項技術列印出人體器官的模型，用於填補大體，希望有助於提升器官捐贈數量，現在更發展出「3D生物列印」，未來若技術成熟，無疑是醫學發展的一大進步。然而，科技發展至一定階段，伴隨而來的倫理問題，亦將成為另一個新的討論重點，值得關注。
植入人體 考量謹慎
3D生物列印與3D列印的差別在於，前者可植入人體，並具有功能，而後者應用範圍廣泛，在醫學領域上多為填補用，例如器官捐贈者的大體，則不具功能。陽明交通大學解剖學及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助理教授蔣偉程指出，目前3D生物列印大多用在骨科或牙科，因為骨骼的細胞較少，在列印這種硬組織時只需要注重支撐度以及強硬度即可；而軟組織，例如心臟或肝臟，想要讓其具有功能，最重要的就是血管組織，他提到，研究方向會先以血管的組織工程為主，但他也強調，目前都還在研究階段，要進到臨床實驗還需要一段時間。
輔仁大學醫學系副教授黃毓慈指出，由於須植入人體，因此須考慮許多問題，像是生物的相容性以及安全與否，所有的步驟都必須謹慎，除了選材困難，生物列印技術的生產規範和應用法規眾多且繁瑣，要經過各部門層層審核，通過醫材認證。
蔣偉程也提到，因生物列印技術是一項跨領域研究，但近年來科研經費不斷減少，專業人員非常難尋，因此要發展成熟尚需時日，他指出，目前國內法規制定都會參考國外政策，以便能將法規修改得更加完善。
列印器官 填補大體
自COVID-19疫情開始延燒，我國器官捐贈的人數逐年減少，台北市立萬芳醫院社工師何豐聿說明，根據萬芳醫院統計資料顯示，2022年迄今僅有100多人，相較2019年少了將近五倍。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器官捐贈移植協調員賴惠鈴表示，器官捐贈涵蓋面很廣，涉及醫療、法律、教育以及宗教等層面，民眾會因宗教因素或對於器捐知識的匱乏而膽怯，且多數人仍偏向希望保持遺體完整，因此對於器官捐贈的意願始終不高。
針對大體完整性的問題，台北醫學大學創新創業教育中心主任蕭宇成指出，目前可利用3D列印技術，印出不具功能的器官，以填補器捐者大體，保持完整性，讓家屬獲得心靈的慰藉。
隨著技術的精進，民眾對於3D列印器官的接受度越來越高，蕭宇成說明，根據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數據顯示，願意使用3D列印器官的人數已有所增長，他期許未來能大力推廣此技術，增加大眾接受度。
精密科技 多元發展
蕭宇成也指出，從事3D列印的工程師必須接受嚴格訓練，才能對這項技術完全熟練；若無法完全熟悉操作過程，將導致列印機器的壽命下降，增加設備損失的風險，目前台北醫學大學教育中心正在加強人才培育的工作，訓練學生通過考核以獲得操作資格，為3D列印技術投入更優質的人才。
3D列印的技術在醫療層面中已經能夠根據需求客製化義肢，近年也開始朝向列印器官模型發展，蕭宇成指出，未來將致力於列印技術的多元化發展，朝列印食物、金屬醫材、陶瓷、復合材料等邁進，同時，該中心也正在設法解決目前列印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例如縮短列印時間、提升精密度以及新材料的開發與導入等。蕭宇成亦表示希望醫材認證能夠盡快通過，才能讓技術發揮最大效益。
技術未成熟 望持續突破
黃毓慈表示，目前3D生物列印技術已經可以單一細胞及基質列印出組織及器官。衛生福利部於2021年通過《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辦法》，醫師可以取出患者的自體細胞用於醫學美容或是受傷修護等治療。黃毓慈亦指出，「運動員軟骨細胞修復」是近年有機會達成的目標，治療過程主要是取出患者的軟骨細胞後，以3D列印出受損的部分，再植入軟骨缺口，即可達到完整復原。
黃毓慈提到，研究人員經多年研發，已經可以列印出器官的模型，但距離植入人體並發揮作用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首先須以電腦設計出3D模型，分別植入活的細胞、血管以及神經之後，方能使器官運作。過程中除了牽扯到多種細胞、神經的調控之外，還需將血管接好，手續十分繁雜。目前雖然已研發出可跳動的心臟，但無法長久跳動；另一個被製作出來的器官則是肺臟，卻也只能在機器中存活，取出後就會失去收縮運動，暫時不能植入體內。
黃毓慈表示，3D生物列印技術因需將體外製成的產品放入體內，政府把關十分嚴格，只要有安全疑慮，依法就不能通過；但她也認為，高端生技是台灣可發展的方向，惟目前仍處於研發階段，且開發新醫療產品需要耗費龐大財力，對基礎研究的老師及小公司來說較為困難。黃毓慈坦言，雖然目前有產學合作的方案，但仍希望政府及民間企業能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援、多舉行研討會，並與政府協商調整法規內容，以期加速發展。
人文關懷 提升捐贈意願
蕭宇成說明，「3D列印人體器官」尚未發展至人體臨床實驗階段，因此，這項技術目前遇到的醫學倫理爭議並不多，現在印出來的人體器官大多用於人文關懷面的需求，保持器官捐贈者的大體完整就是其一。」他表示，善用並大力推廣這項技術，便可以有效提高民眾對於器官捐贈的意願。
賴惠鈴指出，人通常在面臨死亡時，都是沒有準備的，所以要求病患本人或是其親屬在當下要放下慌張、悲傷的情緒，並且去思考是否要幫助他人其實是很困難的，因此醫護人員通常是站在「臨終關懷」的角度，以病患及家屬的感受為主要考量。
賴惠玲解釋，器官捐贈分為兩個面向，一是間接的方式，如勸募、學校或社區的宣導等；二是直接的方式，也就是在臨床上，當醫生判斷病患已經到達可以器捐的標準，就會尋求家屬同意，對於是否要捐贈進行討論。賴惠鈴補充說明，因華人圈普遍有「留全屍」的觀念，因此在台灣推動器官捐贈最大的阻礙，無疑是風俗民情與宗教因素。
無論是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或是與「預立醫療決定」簽訂流程一併完成的器官捐贈同意決定，都需要考慮家屬的心情。台北市立萬芳醫院社工師何豐聿解釋，「預立醫療決定」是根據病人自主權利法所制定，需要本人、至少一位二親等內親屬以及醫療委任代理人參與討論，並經過醫療機構核章、公證人公證或兩位見證人見證，註記於健保卡上才算完成。他也提到，家屬依然有反悔的權力，此時醫生具有是否要依照預立醫療決定處置的裁量權，惟目前仍在起步階段，因此許多醫生還是傾向依照家屬意見，想要真正落實還需要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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