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廿年 香港榮景不再

記者 魏莉穎、蔡芃敏、李可心、胡皓宸、翁悅心/台北報導

香港回歸二十年,中國雖在經濟上處處讓利,卻愈來愈無法贏得港人的心。香港主權轉移,伴隨而來的,為何是經濟滑落、房價飛漲、言論自由限縮等結果?

香港貴為亞洲金融重鎮,中環的高樓大廈,景象繁榮。攝影/翁悅心

九七回歸 中未深涉

1997年以前,英國殖民時期,總督擁有地方事務的最終決定權,且駐外公務員有本地化的傾向,外加二戰後英國聚焦於國內的經濟問題,無暇理會遠東的事務,香港得以自行設定匯率,亦享受一定的商務自主權。而在回歸初期,中央嚴守不介入特區事務的規範,受港人信任。

香港回歸前為英國殖民,從交通系統、城市規劃等多受英國殖民影響,其中包括雙層巴士的使用。 攝影/翁悅心

若觀十年前的香港,並無濃烈的排中意識。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 (Centre d’étude français sur la Chine contemporaine, 簡稱 CEFC)在十年前,針對香港政治社會發展研究指出,回歸十年的香港,已逐漸接納「中國意識」,且另一民調也顯示香港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從1996年的24.5% 升至2006年的45.5%。現居台灣攻讀博士學位的香港人陳瑄,回想大學時期的朋友,許多人早已前往大陸發展,他更補充,在九七年香港回歸時,許多極端反中的人早已移民他國,因此留下來的八零世代,對「中國」並無強烈反感。

回歸初期,中國嚴守不介入特區事務的規範,因此港人對接手的政權較為信任。但在2003年,五十萬港人針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內文:中國將可無條件制止所有持「危害國家安全」嫌疑之組織及人物,走上街頭反對,由於基本法修正案涉及言論自由,此次遊行港民反應激烈,為回歸以來最大的示威遊行。香港皇仁書院首任學生評議會主席孔德朗說,近年「一國兩制」並未落實兩制的原意,反而偏向中央集權,他對港未來「感到憂慮多於樂觀」。

金融海嘯 扭轉局面

香港為經濟、金融體系強勢的國際大都會,而港人也往往以此為傲。2016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香港將亞洲金融中心寶座更拱手讓給新加坡,排名第四,而2017年最新的數據仍是如此,且北京、上海緊追在後。陳瑄解釋,香港經濟於2008年的金融海嘯受挫,原本幣值比中國高卻慢慢趨向與人民幣同值。

大陸因素高度牽動香港的經濟,過去香港扮演的是中國吸引外資的角色,但隨著中國開放,不須再透過香港吸引外資。目前中國仍是香港最大出口市場,對其貿易輸出佔總出口一半。大陸崛起後,香港失去原先優勢,無論產業創新或貨物吞吐量,都難以與一河之隔的深圳相比。

目前香港的經濟年成長率為2%左右,相較於大陸主要城市,成長率都在7%以上,港經濟發展不比以往。香港占中國GDP比例也從回歸時逾15%降至3%,由此推算2022年之前,重慶、成都、武漢、杭州等城市經濟總量極可能追上香港。其恐從全球經濟、金融、航運中心,淪為區域性中心城市。

陸客炒房 港人蝸居

陸資進入港炒房,造成房價高不可攀,寸土寸金景況下,港人只好選擇蝸居。香港街頭人潮仍多,但旅遊、運輸商務等各產業都明顯不如過往。其中香港的房市,更是讓許多港人喘不過氣、選擇出走的原因。香港雖貴為金融重鎮,但貧富差距的懸殊,許多平民百姓付不起昂貴的生活支出。在中國崛起、各大城市陸續開放,香港若找不出無法取代的優勢,其前途不容樂觀。

香港中環皇后街上,巷間小道中,可以明顯感受到生活水平不均之處,暗藏在高樓大廈的陰影下。攝影/翁悅心

1997香港回歸中國時,鄧小平宣示將維持香港繁榮,然而二十年後寸土寸金的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僅13.9平方公尺。梁振英任內開放邊境,開放陸資進入香港買地炒樓,街頭小販消失,大型陸資量販店進駐,錢全進入陸資口袋,加深貧富差距。台灣地產中介李碧霞表示,近年接到的香港客人量,不斷增加,並從港籍客人口中得知,自香港回歸,大陸人口比例增加後,生活品質降低,相同投資金額,不如投資文化相近的台灣,不僅能有較好的生活品質,也能享有高度的自由。

2017美國研究機構發布的年度國際樓價負擔能力報告中,香港樓價中位數是家庭平均年收入的18.1倍,連續7年蟬聯全球最難負擔城市。高房價促使劏房、籠屋和棺材屋出現,目前全香港劏房居民約有20萬人,而劏房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卻僅有5.8平方公尺。

港不景氣 新世代反撲

香港景氣低迷、貧富差距懸殊,面對陸資的強勢襲擊以及梁振英的高壓統治,陳瑄認為這是近期令港人大力反抗政府的原因之一。

近年港人經常以遊行方式,表達民意。2012年十二萬人包圍港府反對「國民教育」課程,2014年「雨傘運動」更號召五十萬人,爭取普選,抗議者要求政府修改選舉方案,以及行政長官梁振英下台。這兩項訴求皆沒成功,同時,導致中央與香港關係降至冰點,卻喚醒香港年輕人的政治意識。孔德朗表示,雖引起青年關注,但激昂情緒易被時間沖淡,且多數人仍希望能避免激烈的抗爭,以和平的手段向中共表達訴求。

此外,香港經濟不比從前,大陸發展猛起直追。孔德朗提及,目前中共不斷地以各種方法,如修改基本法、虛假普選、取消新科議員資格等,一再測試港人的底線,並以基本法的模糊地帶,擅加解釋。唯有透過民意壓力,才能使中央正視香港問題。

 

熱鬧的旺角一隅,布條高掛「為下一代自由撐下去」,訴求爭取普選的權利 。攝影/蔡芃敏

 

香港人民上街頭抗議,對政府直接表達民意。圖片提供/孔德朗

港媒傾中缺左派

雖說人民已上街頭表態立場,但陳瑄卻覺得,香港的媒體仍缺乏左派思維來批判、督促媒體。CEFC2007年的研究曾提及,「港媒為民主之代理平台」,在缺乏民主制度的香港,媒體似乎是唯一能海納社論、民意的平台。如今香港已回歸二十年,媒體的角色及立場也有相當程度的蛻變。

根據無國界新聞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所訂定的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來看,亞洲國家中,香港目前排名73名,落後於位居第45名的台灣、63名的南韓以及72名的日本。而香港之後的新加坡、印尼及大陸排行均落於百名之外。香港在2002 年第一次統計至今,已從18名往後退了55個名次。根據紐約時報今年四月的報導,無國界新聞組織選擇於台北,而非香港,設立亞洲第一個辦公室,背後原因與港媒近年來逐漸受大陸主導相關。但除了無國界新聞組織外,各大國際媒體仍是在香港設立亞洲辦公室,而非台北,其中包含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及法新社等。

回顧十年前,陳瑄翻譯所畢業後決定嘗試媒體業,而她和報紙業的第一次邂逅,是與傾中的大公報。大公報創立於1949年,與文匯報、香港經濟報等刊物一齊並列為重要的「左報」。香港傳統媒體大致可以分為三類,除了除左報,其中筆鋒較為自由,並時常抨擊政府的媒體,以蘋果日報做代表,而較富教育意涵及內容中性的,為星島日報跟民報。香港傳統報業的「左」,並非一般認知中「激進」的「左派」,而是地理位置上的「左」,意旨「左邊的中國」。有趣的是,陳瑄在大公報工作時,自身的政治立場從不是同事或親友關心或刁難的焦點,而她覺得在當時港媒業界裡工作的人,本身都很清楚新聞沒有所謂真正的「中立」,因此也不會再「立場」上面大作文章。

「這觀點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會認同。九零年代的年輕人比我們八零年代的還要更排中。」陳瑄認為,今日的媒體相較十年前,對於政治立場更加敏感。可惜再怎麼敏感,對於資本主義的仰賴已是近乎內化的支持、甚至習慣。她覺得香港最大的敵人,可能不是中共,而是資本主義,當香港重度依賴大陸資金時,人民不見得會捍衛「左派思維」包含的普世價值。而當港媒無法透過積極的「左派」來批判政府,便難以作為「民主的代理平台」。

當然,這並不代表說港媒並沒有試圖為人民帶來蛻變與希望。2012年,由蔡東豪、劉細良、宋漢生、梁文道一同創辦的「主場新聞」,透過網路傳播,形成一個擄獲民心自由派網媒。主場新聞的內容除了蒐集時事,更強調人權以及其他普世價值的宣導,一度為許多支持自由派理念港民帶來一絲希望。不料,在2014 年,蔡東豪卻以「白色恐怖氛圍瀰漫」,以及「收支為平衡」為原因,結束主場新聞的運作。

陳瑄表示,主場新聞的結束之於香港人對媒體的信任下降,連同政治環境的保守、高壓,可以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很多人覺得「新聞說辦就辦、說撤就撤,根本如兒戲」,因此無法再信任。

蔡東豪於2014 年發佈主場新聞將停止運作 。照片截圖/摘自蔡東豪臉書

避開民粹 廣納華人市場

現今的港媒,面對政治傾中以及媒體市場的不景氣,反而傾向避免「偏鋒」、「民粹」的報導風格,轉而創造屬於「華人市場」的媒體平台。各家端傳媒、關鍵評論網,等網路平台採用「非傳統式」的新聞媒體運作方式,廣納社論並在台灣、東南亞等有華人人口的地區設點,積極報導攸關華人以及國際局勢的新聞。

可惜的是,拋開民粹及偏鋒的政治立場,能夠在「理念」以及「意識形態」透過媒體的力量造成「迴響」的媒體平台實在甚少。陳瑄仍然惋嘆,香港人無法擺脫對於資本注意的擁簇,而能夠督促政府以及媒體所需的激進聲浪不成氣候,香港短時間內能做的改變實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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